威澳门尼斯人36366com:数字货币Libra的,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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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我准备题目是FinTech,也包括BigTech,以及金融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信息科技发展推动出现了很多新技术,最近有两个很热的话题,一个是Facebook推出Libra,各界有很多评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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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准备题目是FinTech,也包括BigTech,以及金融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信息科技发展推动出现了很多新技术,最近有两个很热的话题,一个是Facebook推出Libra,各界有很多评论和研究。人民银行过去的很多工作和研究也于此有关联;另一个是IMF近期发布一篇关于eMoney的文章,主要讨论数字货币和金融体系。IMF提出,未来稳定数字货币应该是国际货币,要以eSDR(electronic-SDR)或dSDR(digital-SDR)作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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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6 清华金融评论 姚前:数字货币与银行账户 | 央行与货币文/姚前,中国人民银行,编辑/丁开艳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5月刊本文为个人学术观点,与作者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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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做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建院十周年系列活动之“SAIF-CAFR名家讲堂”,就FinTech、BigTech、金融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以及eMoney和Libra等热点话题做了深刻的解读和分析,并和高金教授、同学及校友展开互动交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理事长姜斯宪,十二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原副理事长马德秀,第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原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朱晓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浦发银行(600000)党委书记、时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局长、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理事郑杨等嘉宾受邀与近300名高金师生、校友出席了本次活动。 本文为周小川做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建院十周年系列活动的发言实录,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张春院长对我的介绍以及斯宪书记的致辞,我个人非常感动。王江院长多次邀请我来跟大家交流或者参加活动,但很遗憾,一直未能成行。今天,很高兴终于有机会来和高金学院的同志们交流,希望这次讲座对有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对高金学院发展能起到一点作用。今天我准备的题目是FinTech,也包括BigTech,以及金融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信息科技发展推动出现了很多新技术,最近有两个很热的话题,一个是Facebook推出Libra,各界有很多评论和研究。人民银行过去的很多工作和研究也于此有关联;另一个是IMF近期发布一篇关于eMoney的文章,主要讨论数字货币和金融体系。IMF提出,未来稳定数字货币应该是国际货币,要以eSDR或dSDR作为支持。最近三、四年,我本人和人民银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时,多次在金融科技方面发表意见,中方历来在国际上发表这方面的意见比较多、比较早。今天跟大家交流这方面的看法。中国目前主要的金融业务系统及其特点

最近三、四年,我本人和人民银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时,多次在金融科技方面发表意见,中方历来在国际上发表这方面的意见比较多、比较早。

最近一段时间,数字货币成为金融领域的热词,备受关注。数字货币能否发挥其成效,技术路线、风险防控手段及安全保障措施固然是基础,但应用是关键。

摘要:本文探讨了数字货币与银行账户的关系,提出了基于银行账户与数字货币钱包分层并用的设计思路,并借助专项补贴款发放的案例展示了应用场景,同时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可聚焦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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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业是高度IT化的行业FinTech对金融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从支付体系开始。因为支付体系最具有和信息科技联系的特征,也高度依赖信息科技。支付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是追求效率,即实现功能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成本。二是稳定可靠,因为涉及金钱且数量较大。三是服从于宏观调控。支付体系涉及货币,要服从于宏观调控,而非影响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稳定性。20多年以前,有一种说法是,金融业实际上是IT产业或者说金融业的IT成分非常高,特别是支付业。近半个世纪以来,金融服务基本是依靠信息科技来推动的,金融业务都与账户信息、数据等相关。从金融市场未来交易来看,股票交易所、债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等基本上全部依靠IT处理;同时,金融服务商与客户之间的交流也是高度IT化。即使是贷款等传统业务,也越来越依赖于数据的支撑,根据大数据或者结构化数据及数据挖掘等技术,来判断贷款的可行性和风险溢价,所以,贷款业务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数据处理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业和IT行业的发展相关度非常高。因此,FinTech的出现和发展对金融业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从历史依赖角度看,20年以前,金融业是信息产业主要产品的最大购买商,包括IBM主机、开放型系统、网络设备等。最近20年,随着Internet发展,出现了社交网络、音频视频等,这些新应用流量的数量级大幅度增长,对设备和网络的需求在飞速增长,虽然慢慢取代了金融业作为第一大买家的地位,但金融业仍然是位居前列的买家,存在高度依赖性。要注意的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对FinTech具体技术的说法常有所不同。需求方从金融服务来考虑,比如支付、各种金融交易、存贷款、理财等金融服务需要什么样的FinTech。科技或互联网类公司作为供给方的说法不完全是这样。供给方往往需要推销某一技术、某一产品,会想方设法宣传鼓动,以实现其价值,也会尽力宣传以供给创造需求。随着技术发展,特别是区块链、DLT出现后,供应方会宣称,这是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变化,有时也有鼓吹的成分。从需求方来讲,一定要明白自己的需求,不要被忽悠,对于什么是颠覆性技术,是革命性变化,还是延续性演进,要有自己的判断。金融业历来是IT的大用户,认真分析能体会到很多新技术是在原有技术路线上的更新换代,是有延续性的演变,不能轻易说成颠覆性技术、革命性变化。二、中国目前主要的金融业务系统新科技对包含支付体系在内的传统金融业务系统正产生冲击,甚至变革和替代。首先应了解现有的金融业务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由哪些技术系统构成且如何相互作用,这样才能搞清楚下一步哪些系统将面临着被升级、被淘汰或被替代的可能性。下面,简要介绍支付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中运行的技术系统,其中有很多不同的IT技术都运用在这些系统上。以中国为例,中国既有大额支付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也有小额支付的定时轧差结算系统。对普通用户来讲,不一定能体会是实时还是延时结算,因为背后由金融机构在其机构内支付系统处理轧差后进入央行的中央清算系统。所以,这里一共有三个系统,它们的特点就是主要靠银行来实现,银行有交易备付金,通过借记或贷记交易备付金来处理日常交易。虽然客户感觉是实时实现,但是背后如涉及到跨行交易,则必须经过清算系统来解决。多数国家都重视大额实时交易系统和清算系统,由央行或者公共部门来管理。小额支付系统相对不那么重要,既可以由民间提供,也可以由央行或者公共部门来提供。这是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支付行业往往从民间逐渐发展起来。新兴国家开始发展支付体系时,基础薄弱,往往由政府或者央行组织迅速推出,是一个较快途径。类似地,征信系统也一样,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是三家民间征信机构发挥作用,这些机构已形成高度责任感,会考虑公共利益。其他小型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都是央行或者监管部门主导建立征信系统。另一个是跨境支付系统。大家都知道SWIFT,这是一个跨境交易的报文系统,要说明做什么交易、什么币种,因为币种就决定了使用哪个国家的大额支付系统,还涉及汇率等。不应把SWIFT直接当做支付系统。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用SWIFT。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国际上开始用人民币,人民币也有一个跨境支付系统,即 CIPS,这个机构设在上海。与信息科技和支付系统都有紧密联系的是金融交易机构或平台。未来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是eMoney还是Libra,都可能会跟交易系统产生巨大联系。比特币等也建立了自己的交易系统。沪深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上海外汇交易系统、银行间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黄金市场等的交易都和两个高度IT化的基础设施紧密联系:一个是交易平台,另一个是支付和证券的登记存管。证券交易要知道股票有多少、在哪里、什么品种、分红送给谁,特别是杠杆融资或融券时,还要记录证券的借入和偿还。这些内容现在都依靠以账户为基础的IT交易系统及两个重要登记系统,即中国证券登记系统和中国国债登记系统。Libra要么是区块链形式,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存在;要么也需要一个存管系统,记录谁持有多少钱和证券。随着信息科技进步,交易越来越计算机化,交易商通过网络连接传达交易指令,速度非常快,理论上可以实现越来越快的交易,即高频交易。但是要不要搞高频甚至超高频交易,这是一个选择问题。现在技术越来越好,实现起来变容易,有些业务不是技术上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要有其他系统性的考虑,要在支持实体经济交易和投机交易之间作出权衡。除上述支付系统、征信系统外,还有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系统。支付系统必须要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系统有所衔接。中国所有的这些系统表面上看是单个系统,但背后都有密切联系。三、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业务系统的特点上述这些系统未来究竟哪些会继续存在?哪些会被改变?哪些会被替代?首先有必要归纳一下这些系统的特点:1、是以账户为基础。不管是支付系统还是其他业务系统,如交易所系统、证券登记系统,都是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宝、财付通等也是以账户为基础的系统。而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主张不以账户为基础,这个需要权衡考虑。2、是全额实时交割与定时轧差清算相结合。支付系统在用户感知上提供实时交易,以满足经济高速运转及各种机构头寸管理等需要。但对大量小额零售交易,全额实时交割的必要性没有那么突出,往往采用日终净额清算的技术系统。比如对于工商银行(601398)这类大型银行来说,很多小额交易是在其内部解决掉的,跨行部分则先在内部轧差以后再进清算系统,一般是对外营业终了后批处理解决。现在有人考虑是不是所有交易将来都可以通过全额实时交易系统来处理。但是,这要考虑金融业目前的业务状况,现在还没有一家银行进行实时风险控制,每秒都有对自身实时的风险判断和对交易对手方的风险判断,每秒都算出新的优化投资组合策略。多数情况是,每天早上开会,根据前一天收盘情况、清算后的资金头寸以及市场状况来作决定。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决策周期问题,过于提高频率,目前还做不到。监管也一样,过去监管的技术周期比较长,比如,信贷进度监控一个月做一次,根据月末数字来监管,有逃避监管的做法是“月中鼓肚子”,月末再收回来。现在对于大量机构已是日监管,每天都要报会计报表,监管部门利用计算机技术等各种手段来监管,将来也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总之,目前还不能做到实时地连续不停地提出监管意见。业务现状决定了技术选择,至于未来如何发展,大家可以研究。3、金融交易强调DVP和PVP。证券市场交易和外汇市场交易,一定是强调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稍微有时差,就存在漏洞、存在清算风险。大家知道,金融体系有时候会有机构破产,比如雷曼兄弟,一旦破产,如果券款对付不同步,就容易出现风险。未来不管是eMoney还是Libra,都应该实现此原则。如果技术上用的是分布式计算系统,则要求账户数据强一致性。4、相应的安全措施。目前的账户系统往往与互联网有安全隔离措施,如大型主机系统对网络访问有严格的通信控制器和授权、密码措施。对于零售交易,则有加密要求,加密可加在不同环节,如在支付工具、机具、支付信息传输等不同环节加密。比如零售交易不应明码传递信息,要tokenize,token传输过程有加密。另一个是计算机存储和通信的防范攻击也非常关键。计算机系统对通信的依赖历来很高,金融系统早期通信是依靠专有通信系统,先是Intranet,后来利用Internet搞虚拟内联网,然后在加密的基础上更多地依靠开放式公共互联网。在 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安全措施的技术会不一样。类似于账户系统的安全设置,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更强调加密。5、可以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货币发行及其创新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后面,我们讲Libra时再详细分析。6、可以进行有效的微观稳健性管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合规性主要有两项,第一是跨境支付遵守现行的外汇管理和国际收支申报规则。从外汇管理改革的前瞻角度来看,要清楚哪些管理是必要的,哪些迟早要放开。第二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所有大额交易必须上报反洗钱系统,经过处理,筛选出可疑交易,可以利用AI技术辅助识别,把洗钱、地下钱庄、逃税、恐怖融资管控住。从微观稳健性来看,要防止因准备金不足、过度杠杆、甚至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导致的连锁反应。所以,微观管理也很重要,不能去搞一套新系统试图绕开微观管理。这些基本上就是目前金融基础设施系统的现状和特征。虽然任何系统都会过时并被更新换代,但也存在一些人对现状毫无了解而妄评革新的。应该说,把现运行体系搞清楚有助于更深入考虑应该如何处理新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关系。 金融政策对FinTech的一般考虑

一、中国目前主要的金融业务系统及其特点

数字货币技术路线(数字货币交易系统开发电.微138-2655-6221)

基于账户和不基于账户

数字货币能否发挥其成效,技术路线、风险防控手段及安全保障措施固然是基础,但应用是关键。只有被公众和市场接受的、好用的法定数字货币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实现对传统货币的补充甚至是替代。虽然纯数字货币系统可以不与银行账户关联,但由于我国的货币发行遵循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而且当前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基于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开展,如可以借助银行账户体系,充分利用银行现有成熟的IT基础设施以及应用和服务体系,将大大降低数字货币推广门槛,提高使用便捷性和灵活性,有助于最广大的客户群体使用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在融入现有的应用基础之上将拓展出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场景,数字货币的自身服务能力和竞争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借助账户体系,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扩展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接入范围。事实上,商业银行和一些其他金融机构以央行存款形式持有的中央银行求偿权已经数字化。但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向更广泛的对手方提供此类服务?包括居民家庭在内的非金融部门是否可以在中央银行持有账户?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和瑞典央行已经就此问题做了相关的研究。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本·布劳德本特道出了商业银行的担忧:那会引发存款从商业银行转移到央行,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缩窄,成为“狭义银行”。实际上,这种担忧目前在监管层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对此,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早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可分为基于账户和不基于账户两种,也可分层并用而设法共存。”

这是非常原则而又精辟的表述,分层并用的思想显然要比直接在央行开户的方式考虑得更深。但在如何实现的具体手段上,这段话似有不同解读,本文试图谈谈个人的一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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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金融科技既要保持宽容支持,也要头脑清晰、冷静根据上述认识,对FinTech的金融政策响应的推论是:对新技术要敏锐,总体上支持、有所宽容;但同时也要有所警惕,防止出系统性风险。一是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供给方的宣传。有人鼓吹颠覆性技术、革命性技术,你要是反对他,你就是“反革命”。这么做有时只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有时也是要排斥、打击竞争对手;当切实加强监管时,还可能打舆论战。二是要警惕寡头垄断。现在有的国家出现政企合一型寡头垄断,有一些BigTech从科技起家,当然也有的从别的产业起家,比如油气厂商、巧克力厂商等。因为BigTech希望在政策上获得支持,而政治家需要这些机构提供选票支持,容易形成一种特殊关系。三是需要关注会不会排斥竞争。如果是公平竞争,大家就会去拼技术、功能、成本、合规性、可靠性等等。但如果一开始就拼客户数量,最大限度地扩大流量,同时还利用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IPO的钱来补贴,以占领市场,力争做到赢者通吃,这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妨碍下一步的公平竞争。二、建立受限的可复原的安全空间作为试验环境从金融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想要提供一种有别当前规则的可试验环境,强调这是个受限、有监管、安全可控、可还原退出的实验环境。但是,这个也是说着容易做到难。英格兰银行提出了监管沙箱,沙箱是有边界的,如果试验不成功的话,外溢影响基本可控;沙子流回去能大体还原,大家应不受损失,但这两点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总之,要有这样一个试验的系统和环境。目前在大国经济体中能否设计出货币试验的沙箱是个挑战。三、依靠市场竞争选优具体领域中新技术的胜出,要依靠市场竞争优选。很多事例都表明,很难说政府有先见之明,能挑选到最有效的技术;必须要在市场碰撞磨合中获取。类似例子有很多,比如说电动汽车,主管部门会希望挑准了一个方向集中力量去实现并推广,减少浪费。但实践表明,面对未来不确定性,可能政府并没有能力成为先知,还是要靠市场竞争去闯出来。大家知道,现在新进入金融服务业的有FinTech公司,有BigTech公司,有第三方支付公司,有各种各样的交易平台等等,政策上要建立一种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且又能保护消费者的环境。刚才已经提到BigTech“赢者通吃”的问题,政策上应避免失去公平和妨碍竞争。四、鼓励FinTech真实推行普惠金融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强调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不够,如成本较高、难以服务到最边远基层。现在用FinTech有可能更好地为穷人,为边远地区,为小额交易服务。但是要仔细甄别,确保真实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因为有的人是打着这种旗号干别的事,前几年国内出现了大量P2P平台,现在大面积崩塌,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滥用了普惠金融的说法,忽悠了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者为了不阻碍技术发展,就回避了自己责任,说只要没申请牌照就不归我管,监管机构只监管发牌照的机构,不是我发牌照的机构,就不管,这样就避免了跟科技类企业,跟这些平台的冲突。但这些P2P实际上是影子银行,一旦大面积出事,还得负责。二是不切实际地假设每个人可以自己审查客户信息。有人鼓吹,有互联网和交易平台后,每个人都可以出借自己富余的钱,自己去审查客户信息,从而决定给谁贷款。为此可以说银行就没有存在必要了。但是真正做下来以后发现,没有多少人自己辛辛苦苦去看借款人、小微企业信息,个人往往也没有足够的行业知识和财务知识,很少有人这样做。结果是,P2P公司几乎百分之百搞资金池,形成影子银行。三是完全依靠大数据和征信系统也是过于理想化。有人宣称,个人虽没有那么多财务知识、行业知识和对小微企业的详细了解,但如果可以依靠大数据和征信系统的话,那么P2P应该就安全可靠了。实际上,这也是过于理想化。这让人想起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强调中央可以获取所有信息,通过精密计算,就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即使现在有大数据,是不是有充分征信信息及处理能力去配置各项贷款,也是高度存疑的。总之,要观察动机,以便切实支持那些真实搞普惠金融的创新。五、关注各类FinTech公司的真正动机并提供正向激励正确的动机是靠新技术实现效率和竞争力,而走偏的动机可能是瞄准客户的钱包,想吃利差,甚至是自融等。另有一类是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迅速致富。刚才提到有的BigTech希望赢者通吃,中等一点的、哪怕是小的FinTech,也容易做Unicorn的梦,想上市后套现了事,剩下的事就没人管了。但也许没想到还没到上市环节就开始崩盘,留下一地鸡毛。所以,监管者关注其动机很重要。这不光在FinTech领域,在很多领域也都如此,我多次讲到可以读一读关于Elisabeth Holme的案例。金融政策有一定的空间去设立,运用激励政策,比如资金托管、是否付息等规则,要在观察的基础上去设立正向激励机制,鼓励正确动机下的行为,谨防给不良动机提供鼓励。关于eMoney和Libra的初步讨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IMF公布的eMoney的文章,其实很短,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讨论,人民银行也深入参与过有关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篇报告讲的eMoney应是稳定币概念。就是接受了一个观点:比特币及与其类似的加密货币是想通过及早回收,先去做交易、赚钱就结束,价值非常不稳定,从而也断送了其作为支付型货币的潜在可能性。2017年9、10月份,中国关闭了国内比特币的人民币交易平台,想要交易可以去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平台。在国内,这些平台的投资者保护和消费者保护的问题不好解决。这些交易平台成立后,立即出现的问题就是哪个部门监管,一般理解,可能是证券监管部门,但证券监管部门觉得这事挺麻烦,又怕有压制新兴技术的嫌疑,所以不愿意去管,最后也就没人管。另外在中国这些交易平台里面,对敲式价格操纵非常明显。2000年,中国出现所谓的“基金黑幕”就是用对敲交易,通过对敲来操纵价格,这是刑事犯罪。我们已经把观察到的情况说给了IMF。最近网上有披露说,经过观察,美国一家交易平台90%的交易是对敲,真实交易很少。eMoney接受了稳定币的概念。IMF提出的eMoney采用了稳定币的做法。人民银行向IMF介绍了香港的发钞制度。香港不是金融管理局发钞,而是有三个发钞行。过去是两个,汇丰和渣打,香港回归后加入中银香港。将来无论是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发钞行不见得一定是央行。CBDC是一种出路,但如果技术没看准,失误的损失会很大。未尝不可以像香港一样,有三家发钞行,每家发钞行每发行7.8港币,就必须有1美元的全额准备,获一份备付证明书,其实这就是稳定币的概念。eMoney支持开放技术。eMoney支付系统概念强调,不拘泥于一定是DLT技术,也可以采用以账户为基础的技术。前面介绍的中国现行的以账户为基础的这些业务系统成本已降至很低,而且这些系统运行也都还算可靠。所以,是否一定要去中心化?是否一定要脱离以账户为基础的技术而选择非账户系统的技术?IMF这篇文章认为是不必要过早下结论。说到支付成本,我再补充一点。Libra说跨境汇款成本如何高,可能有的地方在5%左右。但须知这并非是现行银行支付系统的技术成本。银行支付系统技术上成本已经相当低,而且大额交易收费都是有上限的,金额越小越容易显得贵些。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有些跨境汇款在行政上有障碍或不鼓励,比如汇出国可能对移民工的管理而增加检查和行政障碍;又如接受国存在外汇管制,不一定允许居民开外汇账户,可能是强制结汇但提供变相补偿,必然增加管理措施;再有是双方代理行关系是否顺畅,是否能向基层提供服务。这方面的缺陷均会反映到跨境汇款的费用率上。还有一个障碍是汇率,小国货币的汇率不稳定,那么应对汇率风险的办法就是收多点费用。既然有需求又有障碍,银行也要借机多赚一点,往往是按照过去的技术成本来定价的。听说香港最近开通了与菲律宾的快捷汇款,并未使用区块链和DLT技术,收费也很低。一个解释是香港对大量菲佣很接受也愿意提供便利。所以,并不是说现在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系统技术成本就很高,有其它原因。Libra尚未详细解释其技术细节,是否全面依靠区块链或联盟链类的技术。Libra选择跨境汇款是明智且更易于被接受的。因为发达国家的零售支付和金融市场支付已较方便,迫切性不强,且对TPS要求甚高。Libra如先从跨境汇款这类TPS要求低的服务入手是易于理解的。eMoney提出可以考虑SDR为备付。为了能够支持跨境交易,eMoney考虑应该盯住SDR,从而出现eSDR或dSDR。这代表了IMF对SDR及成员国汇率应进行必要管理的设计思路。Libra没有清楚交代准备金托管问题。Libra也提出稳定币概念,即百分之百准备金。但是,Libra必须说清楚准备金由谁托管。国内很多人都知道,共享单车押金开始没托管,最后出问题就拿不出来。几家共享单车公司本来财务可持续性就没计算好,又搞了那么多补贴去抢市场,就先忽悠起来,最后有的没法收场,其间很难说不去打客户押金及其利息的主意。所以Libra应该说清楚准备金是谁托管,白皮书似乎是说由其自身的协会来托管,这缺乏制衡,容易落空。准备金的可靠托管,一种是找商业银行,一种找中央银行。Libra白皮书似已透露,托管的钱如果有利息收入,将用于支持运营和技术更新,那么这可能会产生问题。历来就有一种动机——看中客户口袋里的钱,营运很容易出问题。中国大约在7年前开始批准第三方支付公司,发了260多张牌照,大家积极性很高。260多家公司里有不少实际上只是想搞预付卡来吸收存款、运营客户的预付资金,真正动机不是提供更好的技术来支持支付服务,而是像银行吸收存款那样,通过预付卡实质上吸收运用客户的资金,且能以备付金获取利息,同时又不必像存款类金融机构那样达到高的资本充实率等监管要求。不良动机往往妨碍真正有效的技术凸显出来,容易导致激励扭曲。制定金融政策时要尽量使用有效激励机制,将这种不良动机降至最低。这方面,美国PayPal是个例子,PayPal的用户备付金托管是没有利息的。还有一个是Apple Pay,采用NFC,连接消费者和商户的银行账户,并少量收费,其首席执行官Tim Cook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从来不打客户钱包的主意,只提供支付服务,并不接触用户的钱包来获取利息。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搞清楚金融服务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Libra是百分之百准备金,就有托管问题。如果准备完全拼技术,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或中央银行做无息托管。但Libra没有将此事讲清楚。准备金计量及金融稳定问题。不只是Libra,有可能是未来和Libra类似的某种数字货币成功后,变成全球普及的支付性货币。既然能做支付性货币,也就可以做其它金融交易的货币,比如股票交易、债券交易、贷款本息的支付等等都可以,银行贷款可能是以Libra denominated的贷款。宏观货币经济学告诉我们,是贷款创造存款。所以,有M0以后,就有M1和M2。我们来看看这个数量级是什么关系呢?2017年底,中国M0大约是7万亿人民币,M1大概是54万亿左右,M2是169万亿元。如果M1或M2出了挤兑问题,即使M0货币有百分之百备付金准备,也解决不了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问题。存款人要求兑付时,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派生存款或派生权益,只关心能不能兑付。所以,香港虽然是三家发钞行,但实际上如果香港出现了大的金融问题,比如说挤兑,就绝不是只挤兑三家发钞行的钞票面值总额,那个是有百分之百准备的,但是M1和M2没有。所以,并不是M0有百分之百准备就安全可靠了、不出风险了。那么,究竟应该有多少准备金呢?这就需要有人测算。那这个活谁能干?也就是央行干。稳定币是在密切观察了比特币等交易出现混乱现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进步,但尚未完全说清楚,真正实现稳定还要跟央行及金融政策有更多的配合。汇兑问题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Libra跟多种货币的某个篮子挂钩,与eMoney类似。跟着的问题就是多种货币的比重、汇率,以及是否涉及相互之间的汇兑、清算问题。假设人们跨境汇款汇回到家乡以后,可能Libra在当地还不能全面用于商品直接交易,那么还是要兑换成本地货币。本地货币有可能在Libra的篮子里,有可能不在。如果不在篮子里,仍旧有较大的行政管理和汇率风险;如果在篮子里,但实际运用比例与准备金篮子的比例不一样,还是会有汇兑问题,也会涉及汇率。这就导致一个不可能回避央行的问题,以及国际间央行如何协调的问题,又带来全球是否需要有人来管理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及其形成机制问题。此外,就全球来讲,如果Libra成功后,必然有M0、M1、M2的扩张速度问题,现有掌握扩张及其价格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转到或部分转到以Libra为基础,或者Libra必须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做出设计。Libra可能导致“赢者通吃”局面。Facebook拉了二十几家大公司开始研发,下一步还可能继续发展。所以,一开始就有先行者或赢者通吃架势,这种迹象会使一部分人产生担忧。Libra对中国的挑战。对中国来讲,我们要考虑Libra等类似数字货币如果以货币组合作为准备金,肯定不会选不可兑换货币,否则,操作上有风险,比如服从外汇管制的风险等。如果Libra成功的话,对弱势货币、不可兑换货币、发展中国家货币将有替代作用。因为篮子里还是以美元为主,所以人们产生了对美元化的担忧。过去也存在替代,替代的结果就是美元化,会把小国货币特别是货币政策失误国的货币慢慢挤出。这个问题不是Libra引起的,过去就存在美元化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宏观调控搞得糟糕的国家都可能会美元化,比如说津巴布韦。中亚一些国家看着不错,也有美元化问题,本国货币的综合使用占比相对不够高。因此,强势货币在全球化过程中会侵蚀弱势货币,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只不过如果Libra之类冒出来且能够普及成功的话,就可能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因此,这对人民币也是一个挑战。目前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要应对Libra的挑战,还是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的一份子,并免受侵蚀与替代;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及逐渐扩大在SDR篮子中的比重,将涉及到很重要的政策选择。《周小川: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5月8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专题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尽管此次讲座在Facebook于6月18日公布Libra之前40天,但其中某些分析也适用于对Libra的讨论。近年来,IT技术发展非常迅猛,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都在快速发展,特别是近来热度很高的区块链技术。当前金融界用得比较多的词是FinTech,最近又出了BigTech。另外,由于新信息技术所产生的金融业务多种多样,有P2P网贷、crowdfunding、电子支付等。总之,技术进步会改造传统金融业务,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金融业务,同时也对公共政策提出了很多新挑战、新要求,会导致公共政策有很多新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经过两年左右的讨论,在2018年底BIS发表了题为《金融大科技公司与公共政策挑战》的报告,主要强调BigTech的发展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我今天两小时的讲座来讲,该报告中提出的公共政策范围过于宏大,我想还是集中讲讲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政策部分。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尤其在电子支付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央行和监管部门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新的动作,特别是较早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展数字货币的研究,以及2017年相继停了ICO业务和比特币在国内的交易平台等,也引起了国际上高度重视。这些事件都导致国际上希望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情况,中国金融管理当局都关心哪些内容,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什么。针对新技术发展的金融政策一般原则金融业本质上就是信息产业。金融业把信息处理看做是一种手段、工具,是一种科技对金融的支持,同时也确实认识到,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产业的发展。而IT界有人认为金融业就是信息产业。首先,金融业处理的东西,早期还有现金、黄金、保险箱等实物的东西,但之后的金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M1、M2,由于计算机化,所以都变成了计算机里的数字表达。其次,金融产品的定价,不管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决策,基本上也是一个信息处理行业。再次,金融交易,如果去上交所、深交所和外汇交易中心一看就知道,基本上全是数据处理和网络化通信在运作,以至于交易大厅早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保留下来或者是为了有时可以参观一下留作纪念;或者是有时作为开会搞活动的场所。此外,从IT行业来看,IT都有用户界面,可以认为银行、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就相当于IT系统的用户界面,按终端屏幕的信息去跟用户打交道的地方,但是核心系统是IT,包括ATM也是一种信息系统跟用户打交道的界面。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中国四大银行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的发展基本上也可看出,凡是IT抓得好的银行,或者说投资去用大系统的,发展就快。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金融行业跟IT的关系都太密切了,因此必须高度重视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业是高度IT化的行业

虽然纯数字货币系统可以不与银行账户关联,但由于我国的货币发行遵循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而且当前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基于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开展,如可以借助银行账户体系,充分利用银行现有成熟的IT基础设施以及应用和服务体系,将大大降低数字货币推广门槛,提高使用便捷性和灵活性,有助于最广大的客户群体使用数字货币。

商业银行传统账户体系 数字货币钱包属性

为缓冲单独设立数字货币体系给现有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商业银行现有的系统投资,在具体设计上,可考虑在商业银行传统账户体系上,引入数字货币钱包属性,实现一个账户下既可以管理现有电子货币,也可以管理数字货币。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管理上有其共性,如账号使用、身份认证、资金转移等,但也存在差异。数字货币管理应符合央行有关钱包设计标准,类似保管箱的概念,银行将根据与客户的约定权限管理保管箱(比如必须有客户和银行两把钥匙才能打开等等约定),保留数字货币作为加密货币的所有属性,将来利用这些属性可以灵活定制应用。

这样做的好处是沿用了货币发行二元体系的做法,数字货币属于M0范畴,是发钞行的负债,在账户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外。由于账户行依然还在实质性管理客户与账户,不会导致商业银行被通道化或者边缘化。不同于以往的圈存现金,数字货币不完全依赖银行账户,可以通过发钞行直接确权,利用客户端的数字货币钱包实现点对点的现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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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须对新技术非常敏锐,要有高度的支持性,同时新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宽容失败。因为新技术应用会有失败,也有些技术还没有投产或者还没用好,就已经被另一种技术替代了。当前所热衷的东西未来究竟是什么情况,还很难说。比如,人民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Telecommunication是未来银行业的一个核心关键,因此就开始着手抓卫星通信。当时地面通信尚没有好的技术,地面通信的传输力、可靠性和成本当时都不行,所以就搞了卫星通信,而且要从卫星地面站抓起。可是这个系统设计的400个C波段卫星小站还没有铺完,配套的设备系统还没有完全建好,就已经被后来的KU波段卫星通信和再后来的同轴电缆及光纤地面网替代了。这说明新技术的应用有风险,对此要宽容,应用系统的发展必须通过使用这些新技术向前推进,可能失败,也可能白花钱。这样的情况在金融科技应用里面有大量的实例。我上世纪90年代初参观国际上某家银行的数据中心,当时有一个词叫“磁盘农场”,就是说有大厂房,被称作“农场”,里面放的全都是磁盘组,用作数据存储。作为磁盘的后援,还需要几千个磁带盒作为更为海量但速度慢些的存储支持,并为这个存储支持而专门设计了机器人或机器手。一台机器那时候都是上亿元的价格。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技术,但也就持续了五六年,就被所谓的早期云存储取代了。金融业要对自己的技术需求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轻易受IT供给方的推销宣传所左右。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搞技术创新的人都会宣传自己的新发明、新创造、新产品,当然宣传的目的是希望别人去买,而金融系统历来都是IT技术的大买家。国际上IT技术供应的大公司,一度最重视的就是金融业客户。随着社交网络、视频等出现,银行系统在信息流量方面的占比已经下降了,但是,金融系统仍是大买家,所以IT发明创造了新产品,向金融业推销的力度仍是很大的。有些创新技术发明商在推销时往往强调这是革命性变化、颠覆性创新,或者是关乎国家安全。对此,金融业自己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不能错过也不能误判颠覆性创新。与此同时,从全球来看,尽管技术发展很快,但真正出现颠覆性创新的并不是太多,多数还是一种所谓的线性发展,就是一步步往上走的,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数线性发展的。如果真是出现颠覆性创新,不光是在技术应用方面,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框架,包括公共政策和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都会受到根本性的颠覆。当然这两者之间可能界限模糊,不完全是一目了然的。尽管供给方对新发明和新产品制造方面的推销,以及希望付诸应用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对此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当然也要清醒认知社会上存在着推销贿赂、打舆论战以及政治游说。事实上,若干大金融机构分管科技的副行长或者科技部门的老总,身边源源不断地围绕着各种供应商,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这几年抓的腐败案子里,也有收受科技产品推销贿赂的案例。推销者往往夸大自己产品的性能、必要性,以及产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等。另外也会有排斥对手的做法,包括在推介国产芯片、国产加密产品时,可能会说其他厂商的产品对国家安全负面影响非常大。确实应高度关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但其中或许也不乏夸大之词。其做法实际上是在自身技术赶超方面还没有足够雄厚的实力,希望通过行政办法挡住竞争对手,对这种倾向应引起注意。也有人试图通过媒体和舆论战对政策产生影响,甚至动用水军来打网络舆论战。看着好像是产品、技术创新方面的内容,但是后面的利益也是不简单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亚黑海巴尔干央行俱乐部曾经有一次讨论,介绍了网络巨头寡头化的问题,主要是说某些IT企业及网络巨头如何对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又是如何主动与他们挂钩的。很多政治游说会对金融政策产生影响,其中包括金融技术的采购和应用问题。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应主要依靠民间的研发力量,依靠市场竞争来优选和更新换代。从政策制定来说,总体要对IT保持敏锐、支持和宽容。技术的优化选择要依靠市场和民间的力量。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谁也不能在事前预估得准确和周全,技术选择也很有可能失误。回顾历史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FinTech对金融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从支付体系开始。因为支付体系最具有和信息科技联系的特征,也高度依赖信息科技。支付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是追求效率,即实现功能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成本。二是稳定可靠,因为涉及金钱且数量较大。三是服从于宏观调控。支付体系涉及货币,要服从于宏观调控,而非影响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稳定性。

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可分为基于账户和不基于账户两种,也可分层并用而设法共存。分层并用的思想显然要比直接在央行开户的方式考虑得更深。

央行自主发行与授权发行

发钞行可以是央行,也可以是央行授权的发钞机构。具体选择哪种发行方式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本文仅作学术探讨。

  • 在中央银行集中统一发行数字货币的环境下,商业银行银行库中的数字货币属于商业银行的资产,中央银行的负债;
  • 商业银行客户账户中的数字货币则属于客户的资产,中央银行的负债。
  • 客户之间点对点交易数字货币,由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系统进行交易确认与管理,央行承担交易责任;
  • 交易电子货币,则和现有流程一致,通过央行跨行支付系统、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完成。

在央行授权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环境下,商业银行银行库中的数字货币属于商业银行的资产,发钞行的负债;商业银行客户账户中的数字货币则属于客户的资产,发钞行的负债(发钞行不见得就是账户行)。客户之间点对点交易数字货币,由法定数字货币发钞行进行交易确认与管理,央行承担监管责任;交易电子货币,则和现有流程一致,通过央行跨行支付系统、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完成。需要说明的是,发钞行和中央银行以及发钞行之间的互联互通,将由央行来做顶层设计,该顶层是否可以迁移至分布式账本的架构之下,将是业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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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Libra得以最终实现,对我国整个支付清算体系都提出了挑战。堵不如疏,央行、我国大型互联网平台、第三方支付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等都应该积极应对,加快研究区块链在支付系统的运用,运用沙箱监管探索我国稳定币的发行和应用,监管层和行业协会加紧相关标准规范的研制。

第一,从发展历程来看,如前所述,多数技术发展实际上还是线性发展,还是沿着历史的足迹逐步发展并更新换代的,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第二,通过历史可以研究技术选择问题。虽然金融业“财大气粗”,最先进的东西都敢买,但是选择上还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商业机构的选择出现失误还相对易于被接受,但如果是政府选择或央行选择,一旦失误就有很大的声誉风险。从金融界来讲,央行、监管部门尤其重视声誉,特别是央行。因为央行的声誉不光体现在科技路线上,更主要的是事关货币政策的声誉。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跟公众沟通,传递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定力。如果央行声誉受到损失,包括在搞数字货币时,如果有声誉损失,很可能其影响远非投资受损和技术系统报废所能衡量的。央行在技术选择方面,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角色。首先是自身技术能力的供给问题。当新技术出现时,大家都有积极性,央行、监管部门也都会有积极性,但要看到真正实力强大、能够吸引人才的创造力还是在市场、在民间力量。央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帮助建立竞争性环境,使得最优的技术顺利凸显和发展,通过竞争选优来实现应用更好的技术。也有可能未来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不存在最后的优胜者,而是因为进步速度很快,使得一种技术在某一个阶段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还会有另一项新技术出来,一浪接着一浪地往前推进。而且有可能在同一个时点上有两三项技术比较占优,但是并不见得谁能够有绝对占优的局面。这在科技上也是常有的现象,有可能在中间产生一种协调、通用、可切换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彩电时,彩电主要有三种制式:美国的NTSC,欧洲的PAL,俄罗斯和中东的SECAM。中国当时正好在选技术制式,但不容易选,因为选择就必须有取有舍,一旦选完了就不好改。当时中国选择了PAL,后来电子技术能力提高了,出现了能够把三种制式统一在一起的自动切换的IC芯片,结果问题就都解决了。手机也是这样,二代手机到三代手机,有GSM系统、CDMA系统,多址技术又分CDMA、TDMA和FDMA。最开始GSM和CDMA是非此即彼,后来出现了一种手机是双卡双待,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有可能同时有两个技术不相上下,或者争得不可开交,在此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统一融合或可切换的兼容性措施,使得它们能够共存。关于BigTech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先抢流量再说,最早是先抢点击率,后来是抢流量、抢客户、抢份额,占了大头再说。在抢流量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烧钱”现象。对此,我们提出可以参照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做法来加以应对,以利于公平竞争。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事后会造成损失。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譬如在共享单车市场。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从补贴和低价倾销的角度来说,WTO用的概念是反补贴和反倾销,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具体的区分。当前因为全球正关心WTO改革,所以补贴概念也非常受到关注。一种补贴是政府补贴,这种补贴有一部分是允许的,比如基于社会目的或扶贫,但若是对竞争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补贴,一般是不允许的,所以在农业补贴上分成了绿箱补贴、黄箱补贴、红箱补贴,明确规定了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可以研究的,哪些是允许的。另外一种补贴是交叉补贴,交叉补贴在转轨国家历来受到很大关注,譬如说某个出口产品名义上没有财政补贴,或查不到财政补贴的迹象,但实际在投入品上有补贴的话,最后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含了补贴的。“赢者通吃”有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直接补贴现在更主要是靠“烧钱”,烧风投的钱,烧ABCD轮融资的钱,最后烧IPO的钱。这个钱是可以先拿来烧,拿来抢流量,占市场份额,至于以后怎么样再说。以后可能出现两种局面:一个是把对手都压下去了,市场份额够大从而体现了规模效益,也许能够活下来;另一个是也许把对手都打下去以后,就可以提价。如果失败了,最后是一地鸡毛,不知道找谁收拾。交叉补贴,等于是用其他产品去补贴要抢占份额的产品。在支付系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最开始为了抢客户,可能会动用客户的支付资金收益去补贴产品削价;也可以倒过来,如果产品销售赚了钱,为吸引客户的备付金,也可以去补贴理财业务收益,让客户向其聚集。这些方式在实业领域中其实并不奇怪,也已经反复发生了,但在金融领域涉及的金额则会非常大。所以大家看到,实业出了不正当竞争和扭曲,往往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而金融系统出了几件事后果就很严重。比如,云南泛亚的问题、E租宝的问题,加上现在看到的几千家P2P网贷中可能有相当高的比例都不能生存,会遗留巨大的清偿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要高度重视公平竞争问题。面对多种挑战的金融政策选择金融市场格局和监管格局将受到IT科技的影响。金融科技公司作为金融服务业的新进入者,有一些是拿到牌照的,有一些是没拿到牌照的。还有一些不想申领牌照,他们想做金融但不想受监管,更不想承担资本充实率、各项风险准备和拨备等高成本。这些新的金融市场进入者不但对市场格局产生影响,也会对监管格局带来重大的影响。新进入者,尤其是BigTech公司,对市场格局的影响会更加凸显。

20多年以前,有一种说法是,金融业实际上是IT产业或者说金融业的IT成分非常高,特别是支付业。近半个世纪以来,金融服务基本是依靠信息科技来推动的,金融业务都与账户信息、数据等相关。从金融市场未来交易来看,股票交易所、债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等基本上全部依靠IT处理;同时,金融服务商与客户之间的交流也是高度IT化。即使是贷款等传统业务,也越来越依赖于数据的支撑,根据大数据或者结构化数据及数据挖掘等技术,来判断贷款的可行性和风险溢价,所以,贷款业务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数据处理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业和IT行业的发展相关度非常高。因此,FinTech的出现和发展对金融业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为缓冲单独设立数字货币体系给现有银行体系带来的冲击,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商业银行现有的系统投资,在具体设计上,可考虑在商业银行传统账户体系上,引入数字货币钱包属性,实现一个账户下既可以管理现有电子货币,也可以管理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钱包的设计思路

在分层并用的具体实现手段上,延续商业银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思路,在银行基本账户增加数字货币钱包ID字段。钱包起到保管箱功能,不参与日终计提等业务,最小化影响现有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数字货币的确权依托发钞行,传统账户与数字货币结合,可以极大地增强银行KYC与AML的能力。

在钱包设计上,所有的数字货币钱包需符合央行提供的规范。银行端的数字货币钱包较轻,仅提供安全管控以及账户层相关的必要属性,侧重于数字货币的管理;应用服务商提供的客户端的钱包较重,其功能会延伸至展示层与应用层。在客户端,智能合约的应用可以尽情施展,这也是应用服务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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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另外一个入口是普惠金融,或者说的是为了普惠金融。有的人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子要求进入金融服务业,这也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来一个挑战是P2P网贷。P2P最开始出现时,实际上就有两个疑问。一是它建立的基础是将来任何有钱的人,都可以自己通过审查借款人的信息和资信来决定是否贷款,从而有人预言未来银行会消失掉。因为大家都可以做,用不着搞一个机构专门去做。这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忽悠”,是散布一种幻想。因为信贷的信息量很大,其专业性工作需要深度,往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事实上,在P2P上贷出资金的人,往往对这种非常详细的信息工作并无兴趣,多数人只是追求回报。二是新进入的金融科技公司也带来了监管问题,即是不是应该纳入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领域已明确提出需要关注影子银行的问题。那么中国P2P这个做法是不是影子银行?当时全社会对“互联网 ”正高度推崇,各部门领导管的并不一样,有的特别关心学生贷款,有的特别关心农民贷款,但是不分管金融。因此,国内的确遇到了舆论方面的压力,所以监管部门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只监管发牌机构,谁在我这里申请牌照,我给了牌照了才归我管,否则我不管。对此,也有不少人明确表态说这不行,既然是影子银行,也就是没有拿到牌照的银行机构,如果不管,出了问题就会与国际金融危机时出现的问题类似,所以这是不行的。但是监管部门觉得压力大,所以不太想管。类似责任问题还曾发生在非法集资究竟由谁管的问题上。后来成立了一个部际联席会议,最后定的是让当时的银监会牵头。也就是说,出现了公共政策问题,虽然大家可以推来推去,但最后还是得有部门负责。近来P2P出现“一地鸡毛”的状况,各省报上来的问题金额加起来非常大,高层有人问这个事到底谁负责?最后是银保监会负责监管。所以说IT的发展对市场格局和监管格局都带来了挑战。金融牌照与监管博弈。准入政策要定义金融业的边界在哪儿,谁是金融业,谁不是金融业?过去金融业内部分业也相当混乱,谁是证券业,谁是保险业,谁是银行业,谁是信托,这些划分历来有点头疼,以致涉及BigTech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浑水摸鱼。譬如最开始的支付行业,第一张第三方支付牌照给了支付宝,后来支付宝又挂了余额宝,于是就开始有争议了,余额宝里的钱究竟算支付备付金还是算存款呢?这涉及是不是银监会监管的问题。如果说算存款,就需要承担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等要求。余额宝后来又挂上了天弘基金,而天弘基金就归证监会管了。如此,BigTech就可以在监管部门政策中间分段选择,谁的政策对我有利就向谁靠。所以,边界政策和许可政策中间也会出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动机上的问题是FinTech和TechFin既不想拿金融牌照,又想做金融业务,因为这是最节省成本的。商事制度改革后普通公司的注册一两天就可以拿下来,资本金也无要求,其他方面的要求也都非常松,而分类金融牌照既难获批又成本高,还要受更严格的监管。尽管我们最开始就提出金融监管方要对新科技的发展保持敏锐、支持、宽容,但在初期对是否发牌照的问题,监管部门也不一定有那么足够的科技知识和清晰的科技预见性,所以发不发牌照确实很难办。如果不发,有可能压抑了某种创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因此,如果想采取支持、宽容,或者说绝不当绊脚石,就需要非常慎重地运用许可、牌照的办法。试点的可控性、可退出性和“沙箱”。试点的可控性和可退出性联系着“沙箱”。从一开始听说“沙箱”到现在,它似乎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最早英格兰银行行长在BIS会议上介绍的“沙箱”,强调了实验边界的可控,以及试验后使对象系统能够完全还原,这样就不会造成额外损失。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做试点,但是同时需要能让它翻回去,最后复原且没有损失。后来,对“沙箱”又有不少概念上的描述和补充,说法也不尽一致。对于可试点性,一个讨论对象就是支付系统。最早瑞士一家公司搞的数字货币是有形的,几年以前作过介绍。当时的感觉是试用范围难以控制,尤其中国有14亿人口,很难控制,所以瑞士人也认为,最好找一个小国来实验,因为小国实验的评判和纠正比较容易,虽然不能要求“沙箱”全部还原,但是损失会很小。事实上,小国货币和大国货币的换代难度大不相同。有人抱怨人民币印得不够漂亮、材质不够先进,其实换代的技术早有准备,但人民币换一代需要很多个年头。不像一些百万级的小国,头3个月可以新币、旧币同时使用;3个月到6个月旧币可以到银行网点兑换为新币,但是零售中旧币不能使用了;而6个月后到一年间全国就只剩2家银行可以兑换;再以后可以留一个长尾,比如就只能在央行经过审查后可以兑换,不提供方便性。这样的换代在中国做起来则可能要十年,其中成本巨大,并且如果出错很难重启。当年我还在证监会任职的时候,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假身份证。上世纪90年代有人开户用的身份证可以是一麻袋一麻袋收来的,主要是为了操纵价格。于是证监会希望公安部能换一代新的身份证,但却得知换一代身份证需要10年时间。所以,数字货币如果能找小国做试点,成功并完善后,再在大国推广,是稳妥的。部分中国人赌性比较强,虽然我们不专长研究这类规律,但是根据统计观察不得不承认,类似的非法集资或过度热衷于赌博式投机的事情在中国很容易出现。一个产品开发出来以后,如果很容易引发过度投机问题,或者会有较多的普通人上当受骗,且出现问题时群众会向政府抱怨,乃至上街抗议,那么这样的事情还不如停止其操作,又或者可以鼓励从小的受限的地方开始试点。比如,2017年,比特币和人民币之间的交易被停止,后来大量的比特币交易流向了日本。为此,如何保护消费者或如何保护零售投资人,也应是试点必须考虑的政策内容。加密数字货币或者类似的代币,应考虑百分之百现金备付。近几年,人民银行在国际上讲此事时,多次引述香港发钞100%的备付金的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拥有两个发钞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回归过程中银香港成为第三家发钞行。三个发钞行的货币可以不一样,ATM完全统一也有一定的难度,三家行的钞票清分、回收、发放渠道、验钞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香港金管局要求尽量统一,但未必百分之百做到,而允许求同存异、略有竞争。最根本的问题是三家行的钞票是否归属同一价值,靠的是各家发钞行每发行7.8港元,必须有1美元上交到香港金管局作为备付金,香港金管局会出具一份备付证明书,据此可以印刷钞票。但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如印出来暂入库存的是否计算在内?钞票M0流通后会放大为M1,要不要备付金?总之,这些都关系到币值是否切实能够稳定住。所以,我们主张如果试点数字货币或者类似的代币,应考虑有百分之百现金备付。可是马上会有创造新币的人提出争议,因为他们本以为印刷钞票是白赚钱的事,如果执行现金备付,岂不是断了财路?确实,印刷钞票不应是如此轻易赚钱的,而是要通过支付业务服务,体现其附加价值,同时还要保证在交割、清算、系统维护、清分、兑付等方面的激励机制。再者,还需要考虑公众利益的问题,支付机构不能只关注客户口袋里的钱,对于吸存吃利差的动机要防止,也不能自融,更不能想要通过印发钞票来直接赚钱,这都是需要加以制止的动机。比特币和某些加密货币的交易价值变动非常大,已导致其脱离常规支付业务,引起各方关注,业界也开始提倡稳定币,不能靠市场交易来形成其价值。但是,机制上如何实现?任何机构都有头寸管理失误、引发违约或破产的可能性。前面所说的百分之百备付金,不仅是自己声称的稳定,而且必须有牢靠的数量监控、托管规则及正确的激励机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人民银行推动的DC/EP的设计思路。第一,既然要支持科技的发展,又要防止出问题,在DC/EP的设计上,不应预先选定某个技术,而是要依靠分布式研发,市场竞争,尊重市场的选择。既包括以账户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渠道上的改进、扫码支付之类的移动支付,也包括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类加密数字货币系统。第二,有些不同体系的技术可能会并行发展,可以鼓励多家协同发展和快捷切换,但主要是发挥市场积极性。事先不易确知谁家最好,大国央行也可以有自己系统,但是不着急进入零售支付环节,也不要认为自己就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第三,央行需要准确测定核算并建立托管规则,实现百分之百备付金来保持稳定,同时校正激励机制。第四,试点还是要尽可能地限定范围,退出的事前设计就像写“生前遗嘱”一样,如果出问题怎么退出呢?要事先设计好。技术发明者、创新者也许不热衷此设计,央行应要求其做充分的设计。第五,要防止靠烧钱、靠变相补贴去抢市场份额并扭曲竞争秩序。

从历史依赖角度看,20年以前,金融业是信息产业主要产品的最大购买商,包括IBM主机、开放型系统、网络设备等。最近20年,随着Internet发展,出现了社交网络、音频视频等,这些新应用流量的数量级大幅度增长,对设备和网络的需求在飞速增长,虽然慢慢取代了金融业作为第一大买家的地位,但金融业仍然是位居前列的买家,存在高度依赖性。

数字货币管理应符合央行有关钱包设计标准,类似保管箱的概念,银行将根据与客户的约定权限管理保管箱(比如必须有客户和银行两把钥匙才能打开等约定),保留数字货币作为加密货币的所有属性,将来利用这些属性可以灵活定制应用。

应用场景示例:专项补贴款发放

某部委发放专项补贴款,逐级下发至获取补贴款的企业或个人。如果要跟踪补贴发放的实际到位情况,传统模式下难以实现,往往需要逐级汇总报送上来,信息流和资金流不能做到完全匹配,执行中各地存在落实不到位、以拨列支等现象。依托数字货币的可跟踪的特性,辅助一定的智能合约权限管理,部委将可以不依赖其他业务参与方,直通式掌握各级补贴发放情况,避免下级机构挪用补贴的风险,实现专款专用。

如果不在银行账户体系中植入数字货币钱包属性,势必要各级机构、各补贴受益人开通和使用数字钱包,不仅需要考虑数字钱包物理载体的选择,而且还涉及众多参与方,央行将直接面对终端用户,推广难度大。而基于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应用部分在商业银行后台即可改造解决。对各级终端用户来说,利用现有账户,操作上和之前日常习惯一致,通过银行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现有渠道就可以完成该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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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媛

总的来说,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很大,挑战也很多。今天主要聚焦金融科技对公共政策的挑战,科技发展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金融政策最重要的是有宏观调控性,一般业界不会考虑对宏观调控有什么影响,但是宏观调控者则必须有所考虑。宏观调控包括货币创造机制、偿付能力、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从监管的角度看,还需关心网络安全、防止欺诈、隐私保护,以及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这些问题也都涉及金融公共政策,其中有一部分还涉及立法。所以总结起来,既要强调大力支持科技发展,要敏锐和宽容,特别是要通过竞争机制进行选优;同时又要考虑金融稳定及宏观调控现有措施和政策的适用性,整体经济和消费者不会受到大的负面冲击,特别还要防止诈骗。要考虑普惠,以及重点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科技力量发挥正能量,也就是主要通过效率来改进金融服务。对于金融政策来讲,存在许多新挑战、新课题,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努力,同时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研究,不断体会,不断积累,才能够做得更好。

要注意的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对FinTech具体技术的说法常有所不同。需求方从金融服务来考虑,比如支付、各种金融交易、存贷款、理财等金融服务需要什么样的FinTech。科技或互联网类公司作为供给方的说法不完全是这样。供给方往往需要推销某一技术、某一产品,会想方设法宣传鼓动,以实现其价值,也会尽力宣传以供给创造需求。随着技术发展,特别是区块链、DLT出现后,供应方会宣称,这是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变化,有时也有鼓吹的成分。从需求方来讲,一定要明白自己的需求,不要被忽悠,对于什么是颠覆性技术,是革命性变化,还是延续性演进,要有自己的判断。金融业历来是IT的大用户,认真分析能体会到很多新技术是在原有技术路线上的更新换代,是有延续性的演变,不能轻易说成颠覆性技术、革命性变化。

这样做的好处是沿用了货币发行二元体系的做法,数字货币属于M0范畴,是发钞行的负债,在账户行的资产负债表之外。由于账户行依然还在实质性管理客户与账户,不会导致商业银行被通道化或者边缘化。不同于以往的存现金,数字货币不完全依赖银行账户,可以通过发钞行直接确权,利用客户端的数字货币钱包实现点对点的现金交易。

结语

在全面数字化的世界里,不能因为表面上、形式上都是数,就混淆数字背后的经济金融内涵。此数字与彼数字尽管都是数,但它们有可能代表不同类型的资产,这是在考虑数字货币设计的时候必须牢记在心的。实物货币转化为M1或M2,天然就有实物和数字的区隔,但数字M0极易让人忽略这种区隔。普遍的观点是数字资产之间的转换速度加快了,但这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数字资产间的差异消失了吗?

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曾撰文指出:

“法定数字货币必然受到现有支付体系、信息技术的影响,但也需要与现有支付体系适当区分,以专注于自身服务领域,发挥其替代传统货币的功能。从理论上说,支付体系主要处理的是广义货币中的活期存款部分,而数字货币则主要属于现金范畴。”

通过在商业银行账户体系中新增数字货币属性的方法,法定数字货币不仅可以有机融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复用现有的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此一处理,因特殊考虑了数字M0在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安身立命”问题,既可使之独立开来,又可分层并用,发钞行只需对数字货币本身负责,账户行承担实际的业务,应用开发商落实具体的实现,各司其职,边界清晰,若辅之以其他手段(比如可以酌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负利率),或可降低狭义银行出现的可能性。

增加数字货币属性也是对商业银行账户体系的创新,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利用现有账户系统继续为本行客户提供数字货币服务,还可以利用数字货币的新特性积极拓展新型业务,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服务能力与竞争力。

本文的探讨只是一个开始,进一步的研究可聚焦钱包的设计规范,更进一步考察的问题还有:

  1. 如何设计差异化的货币使用成本和资产价格政策来保证转轨期的纸币、法定数字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之间的动态平衡。
  2. 如何在此设计之上构建良性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钱包服务提供商、支付服务提供商、数字货币使用方之间的应用生态。

美国脸谱公司推出数字货币Libra引发的讨论已从区块链世界延伸到了传统金融领域,Libra挑战了哪些监管底线?对国际货币体系是否有影响?中国对此应该如何应对?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商业共识。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中国目前主要的金融业务系统

央行自主发行与授权发行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特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证券研究室副主任孙飞主持圆桌讨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赵鹞、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全球宏观交易员熊鹏就Libra引发的思考展开对话。

新科技对包含支付体系在内的传统金融业务系统正产生冲击,甚至变革和替代。首先应了解现有的金融业务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由哪些技术系统构成且如何相互作用,这样才能搞清楚下一步哪些系统将面临着被升级、被淘汰或被替代的可能性。下面,简要介绍支付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中运行的技术系统,其中有很多不同的IT技术都运用在这些系统上。

发钞行可以是央行,也可以是央行授权的发钞机构(例如港币发行模式)。具体选择哪种发行方式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本文仅作学术探讨。在中央银行集中统一发行数字货币的环境下,商业银行银行库中的数字货币属于商业银行的资产,中央银行的负债;商业银行客户账户中的数字货币则属于客户的资产,中央银行的负债。客户之间点对点交易数字货币,由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系统进行交易确认与管理,央行承担交易责任;交易电子货币,则和现有流程一致,通过央行跨行支付系统、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完成。

忽略Libra在监管上的挑战

以中国为例,中国既有大额支付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也有小额支付的定时轧差结算系统。对普通用户来讲,不一定能体会是实时还是延时结算,因为背后由金融机构在其机构内支付系统处理轧差后进入央行的中央清算系统。所以,这里一共有三个系统,它们的特点就是主要靠银行来实现,银行有交易备付金,通过借记或贷记交易备付金来处理日常交易。虽然客户感觉是实时实现,但是背后如涉及到跨行交易,则必须经过清算系统来解决。

在央行授权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环境下,商业银行银行库中的数字货币属于商业银行的资产,发钞行的负债;商业银行客户账户中的数字货币则属于客户的资产,发钞行的负债(发钞行不见得就是账户行)。

孙飞:自Libra白皮书发布以来,其作为新生事物引发了监管层的关注。全球监管机构都对Libra存在不少质疑。除了美国参众两院近期设立的两场听证会,法国和德国等监管部门、英国央行、日本财务省、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印度经济部、泰国央行等陆续表态将谨慎看待Libra。在Libra的参议院听证会中,马库斯表示:“在我们完全解决监管方面的顾虑并获得适当的批准前,脸谱不会推出Libra数字加密货币。”那么,Libra究竟给监管带来了哪些挑战?对当前金融体系与金融稳定产生何种影响?其未来发展将会面临哪些监管问题?

多数国家都重视大额实时交易系统和清算系统,由央行或者公共部门来管理。小额支付系统相对不那么重要,既可以由民间提供,也可以由央行或者公共部门来提供。这是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支付行业往往从民间逐渐发展起来。新兴国家开始发展支付体系时,基础薄弱,往往由政府或者央行组织迅速推出,是一个较快途径。类似地,征信系统也一样,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是三家民间征信机构发挥作用,这些机构已形成高度责任感,会考虑公共利益。其他小型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都是央行或者监管部门主导建立征信系统。

客户之间点对点交易数字货币,由法定数字货币发钞行进行交易确认与管理(谁发行谁管理),央行承担监管责任;交易电子货币,则和现有流程一致,通过央行跨行支付系统、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完成。需要说明的是,发钞行和中央银行以及发钞行之间的互联互通,将由央行来做顶层设计,该顶层是否可以迁移至分布式账本的架构之下,将是业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欧阳日辉:我们需要从货币功能的角度思考和认识Libra。支付、储蓄和记账是货币的三大功能,主流经济学大多数学者认为,货币是国家以公权力做背书发行的记账单位,由于国家的背书,人们愿意用货币进行支付,完成商品交易和债务清算,用货币作为储蓄手段进行跨期财富转移。按照脸谱白皮书的描述,Libra不是简单的商品货币,它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有可能创造信用。这是典型的私人部门创造货币的例子,对国家的主权货币将造成巨大冲击,对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金融体系与生态将提出严峻挑战,所以,各国监管层高度重视这个“伟大的创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们对脸谱发行Libra的意图存在强烈质疑。

另一个是跨境支付系统。大家都知道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这是一个跨境交易的报文系统,要说明做什么交易、什么币种,因为币种就决定了使用哪个国家的大额支付系统,还涉及汇率等。不应把SWIFT直接当做支付系统。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用SWIFT。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国际上开始用人民币,人民币也有一个跨境支付系统,即 CIPS(China International Payment System),这个机构设在上海。

在分层并用的具体实现手段上,延续商业银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思路,在银行基本账户增加数字货币钱包ID字段。钱包起到保管箱功能,不参与日终计提等业务,最小化影响现有银行核心业务系统。数字货币的确权依托发钞行,传统账户与数字货币结合,可以极大地增强银行KYC与AML的能力。

熊鹏:脸谱最开始可能忽略了Libra在监管上的挑战。比特币、以太坊存在这么多年,都没有国会听证。为什么各国的央行会对这件事有这么大的反应?是因为脸谱潜在的客户规模。对国外的央行来讲,尤其是对美联储,一旦是对普通投资者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金融创新,监管都特别严格,这也是为什么比特币的ETF一直上不了市的根源。在美国小打小闹,不会有人监管,一旦会对大众带来影响,事情就变得很慎重。脸谱拥有的用户群体太大,而且是跨国性的群体,所以从监管层面来讲,一个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另一个就是金融监管中的国际洗钱,还有国际制裁问题。

与信息科技和支付系统都有紧密联系的是金融交易机构或平台。未来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是eMoney还是Libra,都可能会跟交易系统产生巨大联系。比特币等也建立了自己的交易系统。沪深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上海外汇交易系统、银行间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黄金市场等的交易都和两个高度IT化的基础设施紧密联系:一个是交易平台,另一个是支付和证券的登记存管。证券交易要知道股票有多少、在哪里、什么品种、分红送给谁,特别是杠杆融资或融券时,还要记录证券的借入和偿还。这些内容现在都依靠以账户为基础的IT(主要以IBM大型主机支撑)交易系统及两个重要登记系统,即中国证券登记系统和中国国债登记系统。Libra要么是区块链形式,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存在;要么也需要一个存管系统,记录谁持有多少钱和证券。

在钱包设计上,所有的数字货币钱包需符合央行提供的规范。银行端的数字货币钱包较轻,仅提供安全管控以及账户层相关的必要属性,侧重于数字货币的管理;应用服务商提供的客户端的钱包较重,其功能会延伸至展示层与应用层。在客户端,智能合约的应用可以尽情施展,这也是应用服务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赵鹞:比特币、比太币是去中心化的,美国的政府部门是看不到交易的。Libra对于其他国家是加密的,不透明,但对美国政府来说,Libra是不是有后门?要Libra提供交易数据能不提供吗?

随着信息科技进步,交易越来越计算机化,交易商通过网络连接传达交易指令,速度非常快,理论上可以实现越来越快的交易,即高频交易。但是要不要搞高频甚至超高频交易,这是一个选择问题。现在技术越来越好,实现起来变容易,有些业务不是技术上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要有其他系统性的考虑,要在支持实体经济交易和投机交易之间作出权衡。

某部委发放专项补贴款,逐级下发至获取补贴款的企业或个人。如果要跟踪补贴发放的实际到位情况,传统模式下难以实现,往往需要逐级汇总报送上来,信息流和资金流不能做到完全匹配,执行中各地存在落实不到位、以拨列支等现象。依托数字货币的可跟踪的特性,辅助一定的智能合约权限管理,部委将可以不依赖其他业务参与方,直通式掌握各级补贴发放情况,避免下级机构挪用补贴的风险,实现专款专用。

作为支付工具对货币体系影响有限

除上述支付系统、征信系统外,还有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系统。支付系统必须要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系统有所衔接。中国所有的这些系统表面上看是单个系统,但背后都有密切联系。

如果不在银行账户体系中植入数字货币钱包属性,势必要各级机构、各补贴受益人开通和使用数字钱包,不仅需要考虑数字钱包物理载体的选择,而且还涉及众多参与方,央行将直接面对终端用户,推广难度大。而基于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应用部分在商业银行后台即可改造解决。对各级终端用户来说,利用现有账户,操作上和之前日常习惯一致,通过银行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现有渠道就可以完成该项服务。

孙飞:更聚焦来看,Libra如果最终得以实现,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主权国家货币产生何种影响?例如,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会不会发展成为超主权货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体系影响有什么不同?有学者认为,Libra本质上是将香港的货币局制度搬到了互联网生态圈上,各位怎么看?

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业务系统的特点

以数字货币拓展新型业务

熊鹏: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我认为,在看得见的将来都不用担心。脸谱对Libra的定位是清楚的,不会和任何一个主流货币去竞争。而且Libra主要是支付工具,其实是想帮助那些现代金融业不发达的国家,比如非洲、南美、中亚等,这些国家银行体系不发达,国际支付转账成本非常高昂,甚至有时候转不出去,初心是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实现更好的支付。Libra的支付功能是要用法币去兑换,对于普通用户是拿本国货币或是美元去换,并没有说脱离法币创造出一个封闭运行的货币出来。但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央行觉得Libra会让国家外汇储备不稳定或是汇率有巨大波动的话,随时都可以叫停。

上述这些系统未来究竟哪些会继续存在?哪些会被改变?哪些会被替代?首先有必要归纳一下这些系统的特点:

在全面数字化的世界里,不能因为表面上、形式上都是数,就混淆数字背后的经济金融内涵。此数字与彼数字尽管都是数,但它们有可能代表不同类型的资产,这是在考虑数字货币设计的时候必须牢记在心的。

货币的第二项功能是支付功能,应该说Libra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未来到底有多少人用,也要取决于其成本。现在比特币的问题是转换的成本非常高,比如从香港的银行给美国汇款,银行收取的费用和中间时间成本和用比特币去做,比特币其实并不占优势。

1、是以账户为基础。不管是支付系统还是其他业务系统,如交易所系统、证券登记系统,都是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宝、财付通等也是以账户为基础的系统。而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主张不以账户为基础,这个需要权衡考虑。

实物货币转化为M1或M2,天然就有实物和数字的区隔,但数字M0极易让人忽略这种区隔。普遍的观点是数字资产之间的转换速度加快了,但这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数字资产间的差异消失了吗?

Libra提到其要有一个货币基础,会投资于流动性非常好的,类似于美国国债,也许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短期的货币工具。把Libra想成一个货币池子,类似一个大型的货币基金,就是余额宝和天虹基金所做的事情,你把钱给了余额宝,他就拿钱全部去投货币市场工具,实际就变成了第二个余额宝。

2、是全额实时交割与定时轧差清算相结合。支付系统在用户感知上提供实时交易,以满足经济高速运转及各种机构头寸管理等需要。但对大量小额零售交易,全额实时交割的必要性没有那么突出,往往采用日终净额清算的技术系统。比如对于工商银行这类大型银行来说,很多小额交易是在其内部解决掉的,跨行部分则先在内部轧差以后再进清算系统,一般是对外营业终了后批处理解决。

法定数字货币必然受到现有支付体系、信息技术的影响,但也需要与现有支付体系适当区分,以专注于自身服务领域,发挥其替代传统货币的功能。

欧阳日辉:Libra的计划是打造一个新的去中心化区块链、一种低波动性加密货币和一个智能合约平台。Libra的底气是脸谱这个社交平台,抓住了一个痛点:全球仍有17亿成年人未接触到金融系统,无法享受传统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Libra自称是要发展普惠金融,为数十亿人提供金融基础设施,我觉得目的是通过建立Libra协会,与一篮子法定货币挂钩,发行稳定性、低通货膨胀率、全球普遍接受和可互换性的全球性数字原生货币,是一种新的全球性货币,将成为一种超主权货币。

现在有人考虑是不是所有交易将来都可以通过全额实时交易系统来处理。但是,这要考虑金融业目前的业务状况,现在还没有一家银行进行实时风险控制,每秒都有对自身实时的风险判断和对交易对手方的风险判断,每秒都算出新的优化投资组合策略。多数情况是,每天早上开会,根据前一天收盘情况、清算后的资金头寸以及市场状况来作决定。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决策周期问题,过于提高频率,目前还做不到。监管也一样,过去监管的技术周期比较长,比如,信贷进度监控一个月做一次,根据月末数字来监管,有逃避监管的做法是“月中鼓肚子”,月末再收回来。现在对于大量机构已是日监管,每天都要报会计报表,监管部门利用计算机技术等各种手段来监管,将来也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总之,目前还不能做到实时地连续不停地提出监管意见。业务现状决定了技术选择,至于未来如何发展,大家可以研究。

从理论上说,支付体系主要处理的是广义货币中的活期存款部分,而数字货币则主要属于现金(M0)范畴。

脸谱发布白皮书之前,应该是与美国有关部门进行过沟通,而且脸谱和Calibra电子钱包公司已经拥有货币服务牌照,美国政府对Libra应该是持包容审慎的态度。但是,脸谱发挥网络规模优势运行Libra,网络规模效应、网络自我强化机制的协同共振下会出现什么局面,各国监管层暂时是无法估量的。Libra的最大优势是在跨境支付领域发挥作用,利用其全球网络平台降低跨境支付成本。如果最终得以实现,将对传统的跨境业务、支付业务产生冲击,对国际组织合作监管提出新的挑战。

3、金融交易强调DVP(Delivery Versus Payment,券款对付)和PVP(Payment Versus Payment,同步交收)。证券市场交易和外汇市场交易,一定是强调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稍微有时差,就存在漏洞、存在清算风险。大家知道,金融体系有时候会有机构破产,比如雷曼兄弟,一旦破产,如果券款对付不同步,就容易出现风险。未来不管是eMoney还是Libra,都应该实现此原则。如果技术上用的是分布式计算系统,则要求账户数据强一致性。

通过在商业银行账户体系中新增数字货币属性的方法,法定数字货币不仅可以有机融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复用现有的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此一处理,因特殊考虑了数字M0在商业银行体系中的“安身立命”问题,既可使之独立开来,又可分层并用,发钞行只需对数字货币本身负责,账户行承担实际的业务,应用开发商落实具体的实现,各司其职,边界清晰,若辅之以其他手段(比如可以酌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负利率),或可降低狭义银行出现的可能性。

美国和欧元区发行稳定加密货币已有监管框架,如果Libra在美国监管下合法运行,则对全球支付系统影响巨大。Libra的设计类似SDR,但不同的是Libra的持有人是一般居民,通过脸谱平台的应用场景巨大。高通胀或汇率有较大贬值预期的国家居民可以选择Libra作为保值的工具,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将产生冲击。也就是说,币值不稳定的国家将抵制Libra。Libra有可能催生少数法币币值不稳定的国家产生“双货币体系”,出现Libra替代本币现象。类似于高通胀国家本币美元化,同一件商品用美元和本币标示两个价格、两个计量单位。

4、相应的安全措施。目前的账户系统往往与互联网有安全隔离措施,如大型主机系统对网络访问有严格的通信控制器和授权、密码措施。对于零售交易,则有加密要求,加密可加在不同环节,如在支付工具、机具、支付信息传输等不同环节加密。比如零售交易不应明码传递信息,要tokenize,token传输过程有加密。另一个是计算机存储和通信的防范攻击也非常关键。计算机系统对通信的依赖历来很高,金融系统早期通信是依靠专有通信系统,先是Intranet,后来利用Internet搞虚拟内联网,然后在加密的基础上更多地依靠开放式公共互联网。在 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安全措施的技术会不一样。类似于账户系统的安全设置,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更强调加密。

增加数字货币属性也是对商业银行账户体系的创新,商业银行不仅可以利用现有账户系统继续为本行客户提供数字货币服务,还可以利用数字货币的新特性积极拓展新型业务,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服务能力与竞争力。

赵鹞:有些人把Libra比作香港的货币局制度,说明不太了解香港的货币局制度。香港有三个发钞行,中银、渣打、汇丰,根据收到的美元,按1美元兑7.58港币,大概上下5%浮动。香港的货币局制度,对于HKMA货币发行,所以中银、渣打、汇丰没有货币发行权,货币发行权是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手里,只不过是固定美元。Libra做的相当于渣打、汇丰、中银所做的。

5、可以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货币发行及其创新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后面,我们讲Libra时再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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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字货币体系是央行主导?

6、可以进行有效的微观稳健性管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合规性主要有两项,第一是跨境支付遵守现行的外汇管理和国际收支申报规则。从外汇管理改革的前瞻角度来看,要清楚哪些管理是必要的,哪些迟早要放开。第二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所有大额交易必须上报反洗钱系统,经过处理,筛选出可疑交易,可以利用AI技术辅助识别,把洗钱、地下钱庄、逃税、恐怖融资管控住。从微观稳健性来看,要防止因准备金不足、过度杠杆、甚至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导致的连锁反应。所以,微观管理也很重要,不能去搞一套新系统试图绕开微观管理。

孙飞:从一国数字货币发展的总体布局来说,市场化的商业机构发行类似Libra的稳定币与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相比,各有什么优势?未来的数字货币体系应该是政府主导还是私人部门主导的?两者究竟是排斥的关系还是互补的关系?

这些基本上就是目前金融基础设施系统的现状和特征。虽然任何系统都会过时并被更新换代,但也存在一些人对现状毫无了解而妄评革新的。应该说,把现运行体系搞清楚有助于更深入考虑应该如何处理新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关系。

欧阳日辉: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优势在于安全性和流动性,任何其他形式的商品货币都无法与央行抗衡。类似Libra的稳定币的优势在于提高支付效率。未来的数字货币体系应该还是央行主导的全球紧密合作监管的体系,其他形式的稳定币依托科技平台有一定的应用场景,但在各国监管层和国际联合的监管框架下合规运行。货币体系对于一个国家,对于全球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各国央行不会放弃对以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监管,寻求监管与创新的平衡、增强本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各国央行努力追求的目标。

二、创新系统需要面对和回答若干质疑

央行做数字货币的初衷,不是简单地把现金取代、把银行存款取代。所以央行的数字货币不局限于形态。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对货币体系的改进,应该是着眼于促进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提高贸易的效率、安全性、便利性,还有电子商务贸易对应贸易所匹配的经济体系。而不是搭建了什么样形态的货币,这不是问题的根本。

新技术、新系统肯定有潜力、有机会去更新旧系统,也应注重稳健、有序,不必过于着急。对旧系统有质疑是不可避免且有益的,而创新系统也要面对并回答好诸如以下一些问题:

熊鹏:数字货币一定是政府主导,其实比特币的思路是一个小圈子里的游戏,所谓的匿名性,去中心化,但实际上在真实的应用中,就会发现比特币是没法用的,因为效率低下。比特币是非常中心化的组织,少量的人控制了大量的币,存在大量的信息不透明。从历史经验来讲,全世界的金融史最早都是私人发币,为什么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早消失了呢?大家往往会说私人发币的好处,要对抗政府,但不受监管、不受约束的私人会出问题。至少在西方国家政府还受到监管,有些透明性是存在的,所以数字货币不可能走向私人发币。数字货币只是提出节省一些IT成本的思路,包括所谓的留痕,让大家见证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些过程和交易对于有云计算基础的公司没有技术上的难点。目前很多领先的金融和物流公司都实现了分布式交易校验机制。

1、当前及未来的TPS(transaction per second,每秒交易处理量)能适应哪些业务?目前有些交易平台已经可以使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和DLT技术,中国目前正在试运行两个系统。一个是票据交易系统,其交易量相对比较小,现有区块链技术足以处理,同时也没有太多集中监管的需要;另一个是贸易融资交易系统。目前来看,Libra自称其系统的速度是1000TPS,这样的TPS还要增长两个数量级后才能满足零售交易的需要。与股票交易、债券交易、老百姓零售交易的交易笔数相比,区块链现在量级还不够,有待提高,未来其TPS到底能提高到什么程度?提高后资源占用如何?这些都还有待观察。但是,对新技术的发展要有前瞻性思维。如果Libra初期瞄准跨境劳工汇款,其TPS要求较低,或许是有些道理的。有些交易也会形成数字资产,将来也会作为财产管理的一个工具。

金融机构应对支付清算体系挑战

2、数字货币价值的稳定选用何种准备金和托管机制?经历过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价值剧烈波动,人们倾向于100%备付金支持的稳定币。但需明确回答准备金的托管机制:是自己托管,银行托管,还是央行托管?准备金的量又是如何测度和监管的?发行机构对客户、托管机构对发行机构是否付息?这关系到数字货币创设和发行机构的利益动机和利益安排,涉及到是否真正做到100%备付以确保价值稳定,能否存在制衡、监督、纠错机制。须知,人们不轻易相信利益人自称的可靠性。

孙飞:马库斯在美国听证会的听证词中提到:“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已不可避免,如果美国不在数字货币和支付领域引领创新,那么这个技术将被美国安全机制不可触及的其他国家所用。”很显然,将这句话中的“美国”换成“中国”也同样适用。那么,如果Libra得以最终实现,对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科技企业将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有的学者建议应允许并争取让中国企业加入Libra生态,各位如何看待?

3、新型数字货币是否支持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总量调控及其传导机制?个别BigTech巨头可能会想,凭什么央行可以发行货币、制定基础利率?我是不是也可以?须知,尽管各国央行的历史与现状各有不同,其目标和使命大致可描述为维护币值稳定和价格稳定、缓解经济与就业的周期波动、防止非专业和短期动机的行政干预,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并以稳定谋福祉等,其人员与组织构成对其使命予以支撑,并有立法保障,这也是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产物。至少目前来说,这与商业机构的目标和使命相距甚远,尚难相信轻易冲击这一文明能有好结果。

欧阳日辉:支付清算体系是一国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也是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我国形成了以人民银行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支付系统为基础,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互联网支付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2015年人民银行正式启动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2017年8月29日成立的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是我国最新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创新。如果Libra得以最终实现,对我国整个支付清算体系都提出了挑战。堵不如疏,央行、我国大型互联网平台、第三方支付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等都应该积极应对,加快研究区块链在支付系统的运用,运用沙箱监管探索我国稳定币的发行和应用,监管层和行业协会加紧相关标准规范的研制。

还有一个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供了总量和控制通货膨胀、总量和控制资产泡沫之间的执行渠道,不管效果怎么样,总还有这么一个调控系统。出现一个新科技,如果原来的调控传导渠道被完全冲破,无法工作并实现目标,但又没有新的调控系统,这时候可能就会出大问题。

熊鹏:Libra现在进不了中国,就算将来进了中国,可能也会像苹果公司做苹果支付一样,虽然苹果公司有那么多的手机用户,但很多中国用户会用微信和支付宝,因为没有提供比微信和支付宝更强大的功能,苹果支付的市场占有率连1%都不到。华为公司也做了华为支付,但即便是用华为手机的用户,也不常用华为支付,支付其实是一种习惯。

4、以何种承诺和措施来实现消费者保护和隐私保护?新的数字货币或数字资产供应方应回答他们对消费者保护、投资者保护有什么样的承诺和措施?这也涉及其自身业务的动机。另外,他们打算如何运用、加工所获得的大数据?消费者是否知情?是否有拒绝或删除权?大家都知道,中国老百姓的赌性还是比较强。观察下来,各种非法集资、诈骗性集资以及赌场的哄骗对象都是中国人比较多,什么原因呢?人民银行也有过一些分析,但都难以充分实证。但是,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很容易在中国形成特别突发性的投机或者欺诈并损害消费者,那就必须要审慎。所以,对于一些试验性的产品,我们还是希望在比较成熟的市场,或者在比较小的国家去试验,成功以后,我们再引进也不晚。

赵鹞:支付不仅是有支付前端的APP平台来决定的,后面的清算系统也极其重要。而脸谱在美国是没有像中国这样高效的跨行清算系统的。中国网联的交易峰值约为每秒9万笔。而美国的Fedwire,包括各地的私人清算系统,每秒才能处理3000多笔交易。所以说,脸谱要推出一个微信钱包,即便技术很厉害,但美国的跨行清算系统提供不了高效率的实时的支付清算。

5、如何去执行微观合规性和稳定性的要求?首先在动机上应是去落实诸如兑换、跨境交易的外汇管理条例和KYC,以及反洗钱、反恐融资的现行业务合规性要求,而不是设法绕过或旁路这一类合规性要求,更不是利用自身优势去游说给自己开绿灯。消费者和市场人士均不喜欢突然间听说违约、无力清偿、跑路、套现出境等机构自身稳定性出的问题。对此应给出必要的承诺和回答。须知,支付机构通过网络便利卷入赌博业、毒品交易等暗网业务,最终会伤害消费者及其自身,已经有众多的案例,因此必须予以正面应对。

脸谱也不能建立自己的跨行清算系统,因为美国的法律不授权,所以只能从区块链方面去想,用区块链去构想一个和现在的金融系统体系完全不相干的金融基础设施。那Libra是不是真正的区块链?其实,Libra的一些节点用区块链,目前区块链最厉害的技术也就是每秒1000笔。所以这样的一种技术约束,脸谱短期内不可能产生很大的交易。

6、BigTech新系统是否会滥用网络效应和“赢者通吃”的策略。现在有说法是,BigTech能以零成本提供支付交易服务,BigTech会尽可能扩大客户源,甚至还发奖金、奖品,以补贴吸引客户、扩大流量,想方设法做到“赢者通吃”。当然说零成本也不准确,多少还是要花点钱在设备、电讯费、互联网基础设施、社交网络管理、电子商务和软件开发等费用,这些费用通过分摊折旧,摊到每一笔交易上。每笔交易成本确实很小,但还是应有成本核算,实现公平竞争。人们担心BigTech有条件可以运用交叉补贴和资本市场融资去补贴成本。而金融服务业希望看到真实、可持续的竞争力,而不是扭曲的场面,更不希望压制到未来有潜力的更新技术。

从未来的一两年来看,如果美国对脸谱的计划放行了,也不会对我国和对全球的支付系统产生实质性影响。Libra在零售支付上,对中国是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在跨境这一块有影响,现在有人用比特币、比太币、加密货币通过区块链的方法去跨境洗钱。

以上几个需回答的问题尚不全面,只是已经经历和面对过的若干问题。我相信均不是空穴来风或杞人忧天,而是为了健康起步、健康发展。也有人希望简易起步、容忍差错、逐步合规、有钱后才追求稳健,先要赚钱才能建设大系统,再谈道德和义务。也许这是在某些实业领域的“经验之谈”,但在金融业,尤其是货币领域,其社会经济风险会大得多。

Libra对中国境内金融体系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

三、金融政策对FinTech的一般考虑

孙飞:显而易见,在现行监管框架下,Libra对中国境内金融体系的直接冲击相对有限。由于美国在银行等传统金融服务上的完备性,短期内Libra在美国境内影响可能也有限。近期,CNBC对600名美国脸谱用户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80%的被调查者声称永远不会使用Libra。因此,Libra真正首先发挥作用的地方可能在全球其他经济、金融发展较为薄弱的地区。中国支付生态近年来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了成就,也正在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拓展海外市场。Libra的正式运行势必先对中国支付企业海外业务产生冲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有学者建议应该尽快放开数字货币实践,并允许中国支付企业仿照Libra发币,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觉得目前的最大障碍和潜在风险有哪些?

对金融科技既要保持宽容支持,也要头脑清晰、冷静

欧阳日辉:从理论上讲,Libra容易发挥作用的地方可能在金融发展较为薄弱的国家和地区,但从保护本国币值稳定和国家稳定的角度,这些国家抵制的呼声会很高,可能采取关闭脸谱在本国运营、禁止本币与Libra的兑换、禁止本地企业参与Libra协会等措施。

根据上述认识,对FinTech的金融政策响应的推论是:对新技术要敏锐,总体上支持、有所宽容;但同时也要有所警惕,防止出系统性风险。一是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供给方的宣传。有人鼓吹颠覆性技术、革命性技术,你要是反对他,你就是“反革命”。这么做有时只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有时也是要排斥、打击竞争对手;当切实加强监管时,还可能打舆论战。二是要警惕寡头垄断。现在有的国家出现政企合一型寡头垄断,有一些BigTech从科技起家,当然也有的从别的产业起家,比如油气厂商、巧克力厂商等。因为BigTech希望在政策上获得支持,而政治家需要这些机构提供选票支持,容易形成一种特殊关系。三是需要关注会不会排斥竞争。如果是公平竞争,大家就会去拼技术、功能、成本、合规性、可靠性等等。但如果一开始就拼客户数量,最大限度地扩大流量,同时还利用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IPO的钱来补贴,以占领市场,力争做到赢者通吃,这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妨碍下一步的公平竞争。

我国发展移动支付已成为金融科技最大的亮点,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主要是在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同当地企业合作。我国移动支付走出去主要有三种模式:技术输出、与当地企业合作、独立申请支付牌照。伴随着我国出境游客的示范效应,我国移动支付在境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我国移动支付的发展不同于Libra的发展,移动支付主要是建立在本币的基础上,在本币系统进行清算。

建立受限的可复原的安全空间作为试验环境

Libra的正式运行,短期内应该对我国移动支付拓展海外市场影响不大。我国移动支付拓展海外市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当局监管出于安全之类的考虑。从长期来看,我国支付平台和金融科技企业应做好应对准备,监管层应鼓励国内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运用区块链技术,推动金融科技公司和持牌金融机构加大合作,探索大型互联网平台运行电子货币。总之,Libra的出现,将促使我国金融监管层重新审视新型产融结合、大型互联网平台的金融服务模式和治理问题。正如7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所言,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按照包容审慎要求,创新监管方式,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公正监管办法,推进“互联网 监管”。

从金融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想要提供一种有别当前规则的可试验环境,强调这是个受限、有监管、安全可控、可还原退出的实验环境。但是,这个也是说着容易做到难。英格兰银行提出了监管沙箱,沙箱是有边界的,如果试验不成功的话,外溢影响基本可控;沙子流回去能大体还原,大家应不受损失,但这两点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总之,要有这样一个试验的系统和环境。目前在大国经济体中能否设计出货币试验的沙箱是个挑战。

熊鹏:Libra很难推出。比如美国在制裁伊朗,伊朗是没法用美国主导的全球银行体系的,连转账都不可能,但伊朗有大量的脸谱和推特的用户,如果伊朗可以用Libra转账,是不是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失效了呢?这是监管非常重要的问题。

依靠市场竞争选优

赵鹞:如腾讯、阿里仿照Libra,也做一个货币池子,做债券、一比一的发行。反过来,对腾讯、阿里有什么作用,因为这些公司90%的用户都是中国大陆人。支付宝在国外收的钱包,不可能把钱放在国内来,在哪个国家收的钱包,就用哪个国家的钱。所以,阿里、腾讯对这些的兴趣不大。马化腾也说过,Libra不是特别先进的东西,只要监管准许,我们也可以做,关键是监管是否准许,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而Libra说得很清楚,是没有利息的,所以腾讯、阿里做这件事没有意义。

具体领域中新技术的胜出,要依靠市场竞争优选。很多事例都表明,很难说政府有先见之明,能挑选到最有效的技术;必须要在市场碰撞磨合中获取。类似例子有很多,比如说电动汽车,主管部门会希望挑准了一个方向集中力量去实现并推广,减少浪费。但实践表明,面对未来不确定性,可能政府并没有能力成为先知,还是要靠市场竞争去闯出来。大家知道,现在新进入金融服务业的有FinTech公司,有BigTech公司,有第三方支付公司,有各种各样的交易平台等等,政策上要建立一种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且又能保护消费者的环境。刚才已经提到BigTech“赢者通吃”的问题,政策上应避免失去公平和妨碍竞争。

鼓励FinTech真实推行普惠金融

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强调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不够,如成本较高、难以服务到最边远基层。现在用FinTech有可能更好地为穷人,为边远地区,为小额交易服务。但是要仔细甄别,确保真实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因为有的人是打着这种旗号干别的事,前几年国内出现了大量P2P平台,现在大面积崩塌,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滥用了普惠金融的说法,忽悠了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者为了不阻碍技术发展,就回避了自己责任,说只要没申请牌照就不归我管,监管机构只监管发牌照的机构,不是我发牌照的机构,就不管,这样就避免了跟科技类企业,跟这些平台的冲突。但这些P2P实际上是影子银行,一旦大面积出事,还得负责。二是不切实际地假设每个人可以自己审查客户信息。有人鼓吹,有互联网和交易平台后,每个人都可以出借自己富余的钱,自己去审查客户信息,从而决定给谁贷款。为此可以说银行就没有存在必要了。但是真正做下来以后发现,没有多少人自己辛辛苦苦去看借款人、小微企业信息,个人往往也没有足够的行业知识和财务知识,很少有人这样做。结果是,P2P公司几乎百分之百搞资金池,形成影子银行。三是完全依靠大数据和征信系统也是过于理想化。有人宣称,个人虽没有那么多财务知识、行业知识和对小微企业的详细了解,但如果可以依靠大数据和征信系统的话,那么P2P应该就安全可靠了。实际上,这也是过于理想化。这让人想起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强调中央可以获取所有信息,通过精密计算,就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即使现在有大数据,是不是有充分征信信息及处理能力去配置各项贷款,也是高度存疑的。总之,要观察动机,以便切实支持那些真实搞普惠金融的创新。

关注各类FinTech公司的真正动机并提供正向激励

正确的动机是靠新技术实现效率和竞争力,而走偏的动机可能是瞄准客户的钱包,想吃利差,甚至是自融等。另有一类是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迅速致富。刚才提到有的BigTech希望赢者通吃,中等一点的、哪怕是小的FinTech,也容易做Unicorn的梦,想上市后套现了事,剩下的事就没人管了。但也许没想到还没到上市环节就开始崩盘,留下一地鸡毛。所以,监管者关注其动机很重要。这不光在FinTech领域,在很多领域也都如此,我多次讲到可以读一读关于Elisabeth Holme的案例。金融政策有一定的空间去设立,运用激励政策,比如资金托管、是否付息等规则,要在观察的基础上去设立正向激励机制,鼓励正确动机下的行为,谨防给不良动机提供鼓励。

四、关于eMoney和Libra的初步讨论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IMF公布的eMoney的文章,其实很短,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讨论,人民银行也深入参与过有关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篇报告讲的eMoney应是稳定币概念。就是接受了一个观点:比特币及与其类似的加密货币是想通过及早回收,先去做交易、赚钱就结束,价值非常不稳定,从而也断送了其作为支付型货币的潜在可能性。

2017年9、10月份,中国关闭了国内比特币的人民币交易平台,想要交易可以去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平台。在国内,这些平台的投资者保护和消费者保护的问题不好解决。这些交易平台成立后,立即出现的问题就是哪个部门监管,一般理解,可能是证券监管部门,但证券监管部门觉得这事挺麻烦,又怕有压制新兴技术的嫌疑,所以不愿意去管,最后也就没人管。另外在中国这些交易平台里面,对敲式价格操纵非常明显。2000年,中国出现所谓的“基金黑幕”就是用对敲交易,通过对敲来操纵价格,这是刑事犯罪。我们已经把观察到的情况说给了IMF。最近网上有披露说,经过观察,美国一家交易平台90%的交易是对敲,真实交易很少。

eMoney接受了稳定币的概念。IMF提出的eMoney采用了稳定币的做法。人民银行向IMF介绍了香港的发钞制度。香港不是金融管理局发钞,而是有三个发钞行。过去是两个,汇丰和渣打,香港回归后加入中银香港。将来无论是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发钞行不见得一定是央行。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央行数字货币)是一种出路,但如果技术没看准,失误的损失会很大。未尝不可以像香港一样,有三家发钞行,每家发钞行每发行7.8港币,就必须有1美元的全额准备,获一份备付证明书,其实这就是稳定币的概念。

eMoney支持开放技术。eMoney支付系统概念强调,不拘泥于一定是DLT技术,也可以采用以账户为基础的技术。前面介绍的中国现行的以账户为基础的这些业务系统成本已降至很低,而且这些系统运行也都还算可靠。所以,是否一定要去中心化?是否一定要脱离以账户为基础的技术而选择非账户系统的技术?IMF这篇文章认为是不必要过早下结论。

威澳门尼斯人36366com:数字货币Libra的,数字货币系列开辟。说到支付成本,我再补充一点。Libra说跨境汇款成本如何高,可能有的地方在5%左右。但须知这并非是现行银行支付系统的技术成本。银行支付系统技术上成本已经相当低,而且大额交易收费都是有上限的,金额越小越容易显得贵些。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有些跨境汇款在行政上有障碍或不鼓励,比如汇出国可能对移民工的管理而增加检查和行政障碍;又如接受国存在外汇管制,不一定允许居民开外汇账户,可能是强制结汇但提供变相补偿(如中国过去的侨汇券),必然增加管理措施;再有是双方代理行关系是否顺畅,是否能向基层提供服务。这方面的缺陷均会反映到跨境汇款的费用率上。还有一个障碍是汇率,小国货币的汇率不稳定,那么应对汇率风险的办法就是收多点费用。既然有需求又有障碍,银行也要借机多赚一点,往往是按照过去的技术成本来定价的。听说香港最近开通了与菲律宾的快捷汇款,并未使用区块链和DLT技术,收费也很低。一个解释是香港对大量菲佣很接受也愿意提供便利。所以,并不是说现在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系统技术成本就很高,有其它原因。

Libra尚未详细解释其技术细节,是否全面依靠区块链或联盟链类的技术。Libra选择跨境汇款是明智且更易于被接受的。因为发达国家的零售支付和金融市场支付已较方便,迫切性不强,且对TPS要求甚高。Libra如先从跨境汇款这类TPS要求低的服务入手是易于理解的。

eMoney提出可以考虑SDR为备付。为了能够支持跨境交易,eMoney考虑应该盯住SDR,从而出现eSDR或dSDR。这代表了IMF对SDR及成员国汇率应进行必要管理的设计思路。

Libra没有清楚交代准备金托管问题。Libra也提出稳定币概念,即百分之百准备金。但是,Libra必须说清楚准备金由谁托管。国内很多人都知道,共享单车押金开始没托管,最后出问题就拿不出来。几家共享单车公司本来财务可持续性就没计算好,又搞了那么多补贴去抢市场,就先忽悠起来,最后有的没法收场,其间很难说不去打客户押金及其利息的主意。所以Libra应该说清楚准备金是谁托管,白皮书似乎是说由其自身的协会来托管,这缺乏制衡,容易落空。准备金的可靠托管,一种是找商业银行,一种找中央银行。Libra白皮书似已透露,托管的钱如果有利息收入,将用于支持运营和技术更新,那么这可能会产生问题。历来就有一种动机——看中客户口袋里的钱,营运很容易出问题。中国大约在7年前开始批准第三方支付公司,发了260多张牌照,大家积极性很高。260多家公司里有不少实际上只是想搞预付卡来吸收存款、运营客户的预付资金,真正动机不是提供更好的技术来支持支付服务,而是像银行吸收存款那样,通过预付卡实质上吸收运用客户的资金,且能以备付金获取利息,同时又不必像存款类金融机构那样达到高的资本充实率等监管要求。不良动机往往妨碍真正有效的技术凸显出来,容易导致激励扭曲。

制定金融政策时要尽量使用有效激励机制,将这种不良动机降至最低。这方面,美国PayPal是个例子,PayPal的用户备付金托管是没有利息的。还有一个是Apple Pay,采用NFC,连接消费者和商户的银行账户,并少量收费,其首席执行官Tim Cook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从来不打客户钱包的主意,只提供支付服务,并不接触用户的钱包来获取利息。

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搞清楚金融服务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Libra是百分之百准备金,就有托管问题。如果准备完全拼技术,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或中央银行做无息托管。但Libra没有将此事讲清楚。

准备金计量及金融稳定问题。不只是Libra,有可能是未来和Libra类似的某种数字货币成功后,变成全球普及的支付性货币。既然能做支付性货币,也就可以做其它金融交易的货币,比如股票交易、债券交易、贷款本息的支付等等都可以,银行贷款可能是以Libra denominated的贷款。宏观货币经济学告诉我们,是贷款创造存款。所以,有M0以后,就有M1和M2。我们来看看这个数量级是什么关系呢?2017年底,中国M0大约是7万亿人民币,M1大概是54万亿左右,M2是169万亿元。如果M1或M2出了挤兑问题,即使M0货币有百分之百备付金准备,也解决不了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问题。存款人要求兑付时,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派生存款或派生权益,只关心能不能兑付。所以,香港虽然是三家发钞行,但实际上如果香港出现了大的金融问题,比如说挤兑,就绝不是只挤兑三家发钞行的钞票面值总额,那个是有百分之百准备的,但是M1和M2没有。所以,并不是M0有百分之百准备就安全可靠了、不出风险了。那么,究竟应该有多少准备金呢?这就需要有人测算。那这个活谁能干?也就是央行干。稳定币是在密切观察了比特币等交易出现混乱现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进步,但尚未完全说清楚,真正实现稳定还要跟央行及金融政策有更多的配合。

汇兑问题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Libra跟多种货币的某个篮子挂钩,与eMoney类似。跟着的问题就是多种货币的比重、汇率,以及是否涉及相互之间的汇兑、清算问题。假设人们跨境汇款汇回到家乡以后,可能Libra在当地还不能全面用于商品直接交易,那么还是要兑换成本地货币。本地货币有可能在Libra的篮子里,有可能不在。如果不在篮子里,仍旧有较大的行政管理和汇率风险;如果在篮子里,但实际运用比例与准备金篮子的比例不一样,还是会有汇兑问题,也会涉及汇率。这就导致一个不可能回避央行的问题,以及国际间央行如何协调的问题,又带来全球是否需要有人来管理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及其形成机制问题。

此外,就全球来讲,如果Libra成功后,必然有M0、M1、M2的扩张速度问题,现有掌握扩张及其价格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转到或部分转到以Libra为基础,或者Libra必须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做出设计。

Libra可能导致“赢者通吃”局面。Facebook拉了二十几家大公司开始研发,下一步还可能继续发展。所以,一开始就有先行者或赢者通吃架势,这种迹象会使一部分人产生担忧。

Libra对中国的挑战。对中国来讲,我们要考虑Libra等类似数字货币如果以货币组合作为准备金,肯定不会选不可兑换货币,否则,操作上有风险,比如服从外汇管制的风险等。如果Libra成功的话,对弱势货币、不可兑换货币、发展中国家货币将有替代作用。因为篮子里还是以美元为主,所以人们产生了对美元化的担忧。过去也存在替代,替代的结果就是美元化,会把小国货币特别是货币政策失误国的货币慢慢挤出。这个问题不是Libra引起的,过去就存在美元化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宏观调控搞得糟糕的国家都可能会美元化,比如说津巴布韦。中亚一些国家看着不错,也有美元化问题,本国货币的综合使用占比相对不够高。因此,强势货币在全球化过程中会侵蚀弱势货币,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只不过如果Libra之类冒出来且能够普及成功的话,就可能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因此,这对人民币也是一个挑战。目前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要应对Libra的挑战,还是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的一份子,并免受侵蚀与替代;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及逐渐扩大在SDR篮子中的比重,将涉及到很重要的政策选择。

五、结语

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几条:

第一,要防止动机扭曲。市场上有各种各样扭曲的动机,也有“声东击西”的。但是金融政策的激励措施要能够鼓励正当的东西。

第二,受鼓励的业务要正当竞争。公平竞争概念是,一般情况下,不应该有不正当补贴,对不正当补贴可以有两个主要手段,是反对倾销和限制补贴类型。金融领域的竞争秩序如出问题,更具系统性风险。不应该采用不允许的、不正当补贴的做法,风险投资等机构也不应该支持制造严重扭曲的“烧钱”竞争。

第三,强调稳定性。中国市场上总结的经验之一就是要加强准备金托管和一些微观稳定性的管理措施。

第四,强调支持或维护当前运行的宏观调控。

第五,未来全球化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呼唤某种全球央行式的角色。

第六,试点的可控性、可退性。这点我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前面提到过监管沙箱,或者还有其它不同的支持技术尝试的环境设计。

基于这些考虑,人民银行曾推出一个计划,当时叫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是分步式研发的方案。DC/EP的一个意思是,不管是以账户为基础还是不以账户为基础,是区块链或不是区块链,都可以选择,多方案开发,竞争选优。大型商业银行、BigTech、互联网公司、电信公司,可以自由组合,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竞争,给他们开辟一定的试点条件。一开始就已经明确,应是稳定币概念,我们叫百分之百备付准备金,在央行托管。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限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我们可以对当前的经验教训、市场观察和技术选择进行研究和归纳总结,要既能支持科技创新、取代传统技术,同时又能保持系统连续性,防止出现大规模风险和大规模欺诈等等。目前的工作还只是探索,有的地方也可能没想到,也可能会出纰漏,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希望跟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跟踪新的技术创新,同时促进它们对金融服务、技术和系统的不断更新升级作出贡献。

问答部分

王江:非常感谢周行长今天给我们就金融科技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做了详细的分析,对金融服务的整体架构和功能做了一个梳理,尤其是对基础设施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如果不是真正做实操层面的,可能确实对技术层面关心不够。实际上,由于一些新技术出现,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也迫使我们,不光要对服务前台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对于后台支持和技术驱动也要有更深了解。关于目前状况以及未来新技术发展前景、政策考虑,周行长也都做了详细深刻的分析。

正如周行长所说,其实金融一开始就是高科技行业,我觉得它现在的机遇可能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互联网发展,信息逐步深入生活的各个环节,不管是金融机构,还是其他服务机构,各方面数据收集都在爆发性增长;二是区块链、AI等技术发展必然对金融服务的两个最重要功能产生影响,即降低交易成本和克服信息不对称。具体哪些进展是渐进性的,哪些是革命性,现在还很难讲,未来也难以预测。

从您来看,基于新的信息和技术,能够出现以前做不到的新服务有哪些?或者说由于技术突破能够带来哪些很不一样的金融服务模式?今天大家的讨论可能特别关心支付问题,实际上支付应该是金融里面最传统的功能,但是技术发展带来了很不一样的状况。在您看来,不管是新技术还是新服务,现在信息科技的发展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比较革命性的变化?

周小川:个人估计有三个方面可能会出现很大变化。第一个是普惠金融。过去很多非洲国家金融服务跟不上,很多人没有账户、没有存款。当地传统金融服务业难以发展起来,主要靠西方老殖民者留下来的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开展得最好的曾是渣打银行,渣打在非洲设了很多网点,但是也难以深入到基层,主要服务于显贵、大企业、有钱人;因为成本非常高,要从英国派雇员在那边办分行,雇员工资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1000倍,难以给当地老百姓提供合理成本的小额金融服务。后来肯尼亚的M-PESA发展起来,就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廉价的普惠金融的一种希望。就中国来讲,联合国普惠金融特使荷兰皇后马克西玛曾表示,按主要指标来说,中国已经相当不错;但是,我们也还有很多死角,要通过普惠减贫和绿色金融等来落实。

第二个是需要一个类似于全球性央行的机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小国家的货币政策越来越不管用,因为受到了美联储、欧央行等几家大央行显著的溢出效应影响,调控独立性很低。未来又可能出现无国界的电子货币,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宏观调控有效性,保持托管、汇率体制或货币兑换的有效性。IMF成立以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也有汇率协调的功能,但是总体来讲,IMF可能更关心稳定和危机应对。实际上,全球缺少行使这个职能的机构,未来有可能出现。

第三个是AI智能投顾。我个人对此目前还有些保留。AI的机器学习能力会越来越强大,在投顾领域必有用场。但也可能有两个缺陷:第一是收集到的大数据基本是近期的,更早的数据没有保留或者没那么丰富。学习的数据无法充分覆盖泡沫现象和经济危机的知识和经验,也就是说泡沫如何开始、崩溃、明斯基时刻等现象的数据样本较少。AI根据这些数据自我学习,可能比较倾向于技术路线型交易,这有可能助长泡沫上涨和最终破裂;第二是技术分析在机器学习中更容易实现,但基本面分析和认识可能更重要。若干年以前,当大数据开始兴起的时候,有人说,将来像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公司的股价应该是多少,每个油井每天什么情况、产多少油,大数据都知道,机器肯定比人更知其股价走势。我说,并不是这样。比如安然公司,不是具体每个油井怎么样、每笔石油贸易怎么样,就能算出股价;它出问题在于收购兼并、在于财务、在于杠杆,甚至还有安达信未尽职等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基本面分析才能发现。此外,还有一点,AI智能投顾似乎会支持并提供高频交易服务。高频交易会造成系统脆弱性,这方面有很多讨论,前两年伦敦市场出现一次闪崩,可能与高频交易有关。所以,AI智能投顾有优点还有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观察。

秦朔:谢谢周行长,您的演讲信息量非常大、非常深刻。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高金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级商学院,我们的学员也都有这个理想。最近几年,社会上对于金融业有很多批评。比如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过高,太多优秀大学生都去做金融、做投行,人才配置扭曲;金融对实体经济做的贡献不够,而更多是自娱自乐;刚才周行长也特别讲到P2P过程中很多人的动机问题。我们高金学员也在一起交流,到底什么是好的金融,或者说是合理的、恰当的金融?作为金融业者,我们的初心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对我们高金学院也会有一些指导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今天周行长讲到了很多案例,说明如何让市场更好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至今已经6年了,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在金融行业,市场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您有什么样的思考可以跟我们分享。谢谢!

周小川:先说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是统计方法有偏差。中国金融业附加价值占GDP一度是百分之八点几,这个多不多?我认为不多。有人说,某个季度超过10%了,其实这有误解。因为金融业附加值的统计需要用GDP收入法。大家知道,GDP统计有生产法、支出法,还有收入法,为什么金融业必须用收入法呢?这个我就不多讲了。用收入法,就要了解公司、员工收入,不要看股票市场每天交易额几千亿,但是券商和交易所提供交易服务得到的附加价值需要用收入法计算。中国的季度金融统计没有用收入法,只是用几个类似的乘数,如果一个季度股票市场上涨了10%至20%,用乘数乘上去就特别大,到年末按收入法计算校正后就没有那么高了。2018年一季度有一个说法是,金融业占GDP比重超过10%,就有人紧张,说肯定有问题。我想说,这里有统计问题,目前可靠的只有年度数据,年度数字可能还是8%左右。

第二是要全面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如果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那么它们之间就不是零和博弈。过去搞农村金融,有人说乡里就那么多人,有几个人在办信用社,他们如果挣多了,一定是从务农者身上拿走的。这就是零和博弈思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中国特别提倡的,而且是人民银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最早在全球提出的。当时大家在IMF、BIS会议上分析原因,人民银行首次提到,美国有一些金融活动脱离实体经济,有一些衍生品脱离实体经济炒出泡沫,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之一。为此,中国要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写入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

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好当然也不容易。风险控制兴起后,风险控制需要更加复杂的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品,很多是有用的,但某些金融衍生品有时候确实会脱离实体经济,变成自娱自乐。所以这里有一些模糊地带需要细致加以区分。从其它大多数金融服务来讲,如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存贷款、支付服务,这些都是明显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始终说,这部分不能够简单地叫做虚拟经济。

第三是金融服务附加价值占GDP的比重与很多因素有关。金融服务量除了跟需求量有关系,比如GDP增长多少,进出口多少,它还和国民储蓄率等因素有关系。储蓄率高,不管是存款、理财、还是基金,就需要有人提供较多的服务。中国储蓄率高的时候达到GDP的50%,现在45%,在全球基本上属于最高的,肯定需要金融服务多一点;储蓄率低、没什么储蓄的国家,金融服务占比就会弱很多。另一个和贸易有关系,贸易联系很多贸易结算、贸易融资、汇兑跨境结算、信用证等等,此外联系到贸易相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交易,这些都要求金融服务。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与GDP相比,贸易占比又那么大,这也是金融服务比较多的一个原因。最后一点,地区一定要区分开来。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就必然高,美国也一样,纽约市就很高。所以,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用个别案例来做结论。

至于资源配置问题,我认为首要的还是价格。资源优化配置就是要使价格合理化,减少不必要的扭曲;越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就越受损失。价格合理化,从数学优化的模型来看,就是价格要接近影子价格,也就是优化模型中的拉格朗日乘子所代表的价格。我们要想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要尽量避免扭曲,尽量使价格形成更加合理化,包括汇率、利率。比如说,我们关心小微企业,但并不一定要直接干预其融资价格,因为价格背后有很多东西,其中最复杂的就是风险溢价。总的来说,还是靠竞争来形成公允价格。

(作者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7月1日 在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讲座整理而成。为兼顾作者的语言风格和读者理解,作者使用的专业术语在括号内做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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